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李纹姊妺是李纨的寡婶的女儿，从诗中泪痕皆血、酸心成灰等语来看，可能也有不幸遭遇，或是表达丧父之痛。“寄言蜂蝶”莫作轻狂之态，可见其自恃节操，性格上颇有与李纨相似之处，大概是注重儒家“德教”的李守中一族中共同的环境教养所造成的。
长门赋，开骈体宫怨题材之先河，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将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在赋中已是别创。
这篇赋据说是受了失宠的陈皇后的百金重托写成的，以受到冷遇的陈皇后口吻写成。赋一开头就写陈皇后独自一人在深宫徘徊，神情恍惚，郁郁寡欢，先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美丽却孤独而凄凉的形象，明月沉缺，红颜憔悴，最动人心，所以虽未读全文却已有一丝怜悯在心。接下来，作者才道出美人孤独寂寞的原因，因为武帝喜新厌旧，曾许愿常来看我但却因和“新人”玩乐而遗忘，当年金屋在，今已空悠悠。在这里，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用未央宫的歌舞升平来对比长门宫的清冷孤寂，新人笑来对比自己哀伤的旧人哭，虽只“饮食乐而忘人；交得意而相亲。”短短十二字，却蕴含着无数的意味：有对皇帝喜新厌旧无情抛弃自己的怨恨；有对再难面君颜重拾旧宠的伤感；有对生活百无聊赖度日如年的无奈；有对自己命运凄凉的自怜。可谓一语含千金，穷声尽貌的描写，荡气回肠的意蕴。
紧接着，作者用一系列的景色描写来衬托陈皇后的心境。首先写陈后登兰台所见到的自然景色“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訚訚。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这里的风云鸟树给人以压抑而阴暗的感觉，云是浮云，如同君王的心思，漂浮不定，来去无形；风是寒风，如同君王的无情，寒彻入骨，丝丝缕缕；鸟是孤鸟，如同自己，美丽却形单影只，茕茕孑立；猿鸣是哀鸣，如同自己，愁肠百结，个个为君系！在我看来，这里，作者用各种景色映射陈后的心情，景物本无情，但却为作者赋予了最真挚也最催人泪下的情感纠缠。其次，作者描写了陈皇后下兰台后所见宫殿的华美景色“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宫殿的一切都是华丽而奢靡的，高大而整严，但似乎又有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封闭之感。在这里，作者以乐景写哀情，通过宫殿里面美好的建筑来反衬陈后失宠后悲伤的心情：景色虽美，却并不属于自己，那绚丽的美丽向来只能属于受宠的宫人，对于失宠的自己，这里的美丽只能勾起自己以往的回忆，自己的美好时光已成过往，一切的欢乐都早已一去不返，物是人非的痛！庄重整饬而华美的宫宇却被作者赋予了哀情，让人黯然神伤。再次，作者描绘了洞房清夜寒烟漠漠，独自抚琴情感哀哀景象。“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写明月当空洞房凄清，陈皇后独自一人抚琴自慰，却因为心中的悲苦而致使琴音变调，然后，作者笔锋一转，不再写陈后的悲苦心情，反而叙写周边宫女听琴音垂泪的景象，以琴音发情悸，以他人感伤怀，从他人的反应来写主人公的心情，用他人的眼泪来写陈后的眼泪，似乎比反复重复写陈后的心情更能打动人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文章最后，作者再次写陈后在漫漫长夜孤独寂寞的形象，迷蒙的梦中仿若君王在侧，醒来后才发觉只是南柯一梦，只好在清醒的悲伤中独自熬过长夜。再以“究年岁而不敢忘”结束全赋，直接写出了陈后的凄凉是长久的，年年岁岁难以忘怀，没有了君王的怜爱，只有独自一人在寂寞与伤心中了却残生。
《长门赋》是一篇抒情赋，但也有铺叙之笔。在描写失意者的心态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夸张想象和景物衬托两种手法。此赋时如高山瀑布，澎湃汹涌，亮烈坦荡，气采宏流，如对陈后所见自然景物以及对宫殿庄严宏伟的景色描写；时而又如涓涓细流，丝丝缕缕，绵绵不绝，清明澄澈，沁人心脾。如对陈后独处洞房，无所事事的凄楚心境的描写。整体来讲，这篇赋作词藻华丽，精巧雕琢，字字珠玑，读之感人至深，令人伤心欲绝。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