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联出句“皇华”,意谓极大的光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序谓为君遣使臣之作,并云“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后来遂用“皇华”作使人或出使的典故,含有不辱使命之意。“二京”指北宋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和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南宋使者出使金朝的必经之路。下句的“壶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意谓用竹篮盛着饭,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和犒劳军队。这里借指欢迎南宋使臣。
颔联出句的“连昌宫”系唐代宫殿,在洛阳。元稹乐府《连昌宫词》有“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这里借连昌宫、千叶桃代指北宋宫殿。对句的“华萼楼”,原是长安唐玄宗时 比如“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四句,此联承上所云使者过二京时,上万人夹道欢迎的情景,进一步拟想旧时宫殿的花木、鸟鹊也将以惊喜的心情迎候这两位大得人心的使者。
颈、尾二联分别写到皇上对人民有怜悯之心、上天也同情受苦的老百姓,甚至称颂高宗为圣明君主,还说他的信义好象白日一样光明。这样一来,或许会被认为诗人在讨好帝王大臣,还可能怀疑她写此诗的目的是为报答“韩公”对她“父祖”的荐举之恩。如果这样看,那就是对诗人诗作的误解。诗人之所以发出“帝心怜赤子”、“天意念苍生”这样的议论,那是为了说明恢复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只是人间的众望所归,也是上天的意愿所向。至于“圣君大信明如日”句,其旨绝非为了颂扬赵构,而是文学语言中的抑扬“辩证法”。尾联上下句的搭配,恰恰是对赵构妥协政策的讥讽和批评。“长乱”句典出《诗经·小雅·巧言》篇:“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意思是说假如不图恢复,愈是一次又一次地会盟讲和,愈是助长祸乱。对苟安妥协的南宋朝廷来说,这是一种逆耳的忠言。应该说此诗很有现实针对性,它比前面的五言和七言古诗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不顾社稷江山;二不管父兄在金受苦受难,情愿向金人大量地进贡赔钱,他很爱听黄潜善、汪伯彦之劝和、说降的“巧言”,甚至不顾脸面地把金人作为叔叔看。如果不是一种强烈爱国情感的驱遣,女诗人怎么敢冒这种与皇帝唱反调,从而可能触犯龙颜的危险。
此诗只有二十个字,但诗歌意境非常壮阔,可以说是描写鹳雀楼风光的上乘之作。
前二句写楼高以寄胸怀。诗人站在鹳雀楼上,望远空飞鸟仿佛低在楼下,觉得自己高瞻远瞩,眼界超出了人世尘俗。从艺术表现看,这里把视觉反差运用到景物描写中,以远处物体似低小的感觉来反衬近处物体的高大,饶有意趣。从思想境界看,则诗人自有一种清高、俊逸的情怀,志气凌云,而飘飘欲仙,大有出世之想。第二句一作“高谢世人间”,则高蹈的情怀更明确。
后二句写四围景象以抒激情。中条山脉西接华山。从鹳雀楼四望,天然形势似乎本来要以连绵山峦围住平原田野,但奔腾咆哮的黄河却使山脉中开,流入断山,浩荡奔去。这概括的描写,勾勒出山河的形势和气势,同时也显示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奔放的激情,目光远大,志向无羁。这二句与前二句一气相贯,既以显出楼高望远,更以见出诗人志高气逸的情怀。
宋人沈括称赞这诗和王之涣诗都“能状其景”(《梦溪笔谈》)。但景以情见,物由志显,能状壮阔山河,正因诗人胸怀高尚。这诗和王诗都是这样的情景交融的好诗。由于时代、遭遇、处境的不同,因而两诗的意境不同。王之涣是盛唐诗人,而畅当则是经历战乱的中唐诗人。他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进士擢第后,仕途淹滞,有志不骋,也曾隐游,“拙昧难容世,贫闲别有情”(《天柱隐所重答韦江州》)。他自视清高,志不苟俗,又不甘困顿,有一股冲决樊篱的激情。因而登临赋诗,抒怀励志,瞩目高远,激情迸发。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应当说,这诗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而这种励进的精神,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