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蜀地一位和尚弹琴技艺之高妙。首联写和尚来自诗人的故乡四川，表达对他的倾慕；颔联写弹琴，以大自然的万壑松涛声比喻琴声之清越宏远；颈联写琴声荡涤胸怀，使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尾联写聚精会神听琴，而不知时日将尽，反衬琴声之高妙诱人。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明快畅达，风韵健爽，在赞美琴声美妙的同时，也寓有知音的感慨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两句说明这位琴师是从四川峨眉山下来的。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绮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故乡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所以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本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这里用来泛指名贵的琴。司马相如是蜀人，这里用“绿绮”更切合蜀地僧人。“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简短的十个字，把这位音乐家写得很有气派，表达了诗人对他的倾慕与敬佩。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句正面描写蜀僧弹琴。“挥手”是弹琴的动作。嵇康《琴赋》：“伯牙挥手，钟期听声。”“挥手”二字就是出自这里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两句用大自然宏伟的音响比喻琴声，使人感到这琴声一定是极其铿锵有力的。
“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讲，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地畅快、愉悦。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其中包涵着一个古老的典故，即《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借它，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音乐的媒介所建立的知己之感。“客心洗流水”五个字，很含蓄，又很自然，虽然用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
“余响入霜钟”也是用了典的。“霜钟”出于《山海经·中山经》：“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霜降则钟鸣，故言知也。”“霜钟”二字点明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余响入霜钟”，意思是说，音乐终止以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句诗写琴音与钟声交响，也兼寓有知音的意思。《列子·汤问》里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宋代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用“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形容洞箫的余音。这都是乐曲终止以后，入迷的听者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所产生的想象。“余响入霜钟”也是如此。清脆、流畅的琴声渐远渐弱，和薄暮的钟声共鸣着，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感觉时间过得真快。
李白这首诗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是，除了“万壑松”之外，没有别的比喻形容琴声，而是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其实，“如听万壑松”这一句也不是纯客观的描写，诗人从琴声联想到万壑松声，联想到深山大谷，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写的。
律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比较严。而李白的这首五律却写得极其清新、明快，似乎一点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结、承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的艺术美，比一切雕饰更能打动人的心灵。
《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
是西汉辞赋家枚乘写给吴王刘濞的一封信，写在吴王叛乱之前。出自《汉书·枚乘传》，萧统将其收录于《文选·卷三十九》。在这封信中他指出武王的所作所为十分危险，并说明要想没有危险，就不要做冒险的事，最后指出做事从开始就小心谨慎，自然没有危险。
作者在对吴王的个人野心劝告的同时，还启发人们做事要防微杜渐，随时警惕，不要妄意孤行。全文多用隐语、比喻，反复说明。表现手法别开生面，很有特点。
全文分三层意思。首先指出吴王刘濞的所作所为非常危险，如“以一缕之任，系千钩之重”，其次说明要想没有危险，就不要做冒险的事，并暗中指出吴王图谋反叛的行为是掩盖不了的，“欲人勿知，奠若勿为”，最后说明要防微杜渐，要把祸患消灭于未形成之前，暗中劝吴王及早打消反叛的图谋。文章揭露的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对统治阶级内部个人野心家的劝告，但就做事要防微杜渐，不要一意孤行这一点来说，对我们是不无启发意义的。
此时刘濞虽已蓄意谋反，但还没有完全暴露，不好明明白白指出他反叛的阴谋，所以全文多用隐语，只在开头和结尾处略见劝告之意，中间全用比喻，反复说明利害，意在促使对方猛醒。枚乘虽然没有贾谊、晁错那样的方略和志向，但还是以披肝沥胆的言辞，积极写下《上书谏吴王》，规劝对方不要起兵，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写得很有感情，颇有特色。全篇比喻层见叠出，行文委婉含蓄，叙事说理详明，是颇富文采的散文。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