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首联紧扣题面,点明题意,但又含蕴着奔波无定、生计日窘的悲辛。杜甫本来是“性豪业嗜酒”的,何况是天涯沦落,前途渺茫,所以夜来痛饮沉醉而眠,其中饱含着借酒浇愁的无限辛酸。天明之后,湘江两岸一派春色,诗人却要孤舟远行,黯然伤情的心绪自然流露出来。
颔联紧承首联,描写启程时的情景。诗人扬帆启航,环顾四周,只有岸上春风中飞舞的落花在为他送行;船桅上的春燕呢喃作语,似乎在亲切地挽留他,一种浓重的寂寥凄楚之情溢于言表。岸上风吹落花,樯桅春燕作语,这原本是极普通的自然现象,但诗人“以我观物”,而使“物色带情”,赋予落花、飞燕以人的感情来“送客”、“留人”,这就有力地渲染了一种十分悲凉冷落的气氛,这种气氛生动地表现了世情的淡薄,人不如岸花樯燕;同时也反映了诗人辗转流徙、飘荡无依的深沉感喟。这一联情景妙合无垠,有着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梁代诗人何逊《赠诸旧游》一诗中,有“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之句,写得很工致。杜甫这一联似从此脱化而来。但诗人在艺术上进行了新的创造,他用拟人化手法,把花、鸟写得如此楚楚动人,以寄寓孤寂寥落之情,这就不是何逊诗所能比拟的。
颈联是用典抒情。诗人登舟而行,百感交集,情不能已,浮想联翩。身处湘地,他很自然地想到西汉时的贾谊,因才高而为大臣所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他又想到初唐时的褚遂良,书法冠绝一时,因谏阻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为潭州都督。历史上的才人志士命运是何等相似,诗人也正是因为疏救房琯,离开朝廷而沉沦不遇。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古人的遭遇才引起诗人感情上强烈的共鸣。诗人是在借古人以抒写情怀。前人论及诗中用典时强调以“不隔”为佳,就是说不要因为用典而使诗句晦涩难懂,杜甫这里用典,因是触景而联想,十分妥贴,“借人形己”,手法高妙。
诗的最后一联进一步借古人以抒怀,直接抒发诗人沦落他乡、抱负不能施展的情怀。贾谊、褚遂良在不同的时代都名高一时,但俱被贬抑而死,而诗人流落荆、湘一带,漂泊无依,世事不堪回首,沉郁悲愤之情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诗人感叹身世、忧国伤时的愁绪,如湘水一样悠长。
这首五言律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或托物寓意,或用典言情,或直接抒怀,句句含情,百转千回,创造了深切感人、沉郁深婉的艺术意境,成为杜甫晚年诗作中的名篇。
《全唐诗》卷二三九与卷一五〇均录此诗,作者一为钱起,一为刘长卿。一般选本多编在钱起集下。
此诗开篇点题。“谷口”二字,暗示了题中“故山草堂”之所在;“春残”二字,扣题中“暮春”;以下几句都是“归”后的所见所感,思致清晰而严谨。谷口的环境是幽美的,诗人曾说过:“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陆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一径入溪色,数家连竹阴。藏虹辞晚雨,惊隼落残禽。”(《题玉山村叟屋壁》)春到谷口,更是别具一番景色。然而,此次归来却是“春残时节”,眼前已是黄鸟稀,辛夷尽,杏花飞了。木兰花比杏花开得早,所以诗说“辛夷花尽杏花飞”。一“稀”、一“尽”、一“飞”,烘托出春光逝去,了无踪影的一派空寂、凋零的气氛。
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氛围中,诗人都却喜地发现窗前幽竹,兀傲清劲,翠绿葱茏,摇曳多姿,迎接它久别归来的主人。诗人禁不住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怜爱的就是幽竹“不改清阴”。“不改清阴”,极其简练而准确地概括了翠竹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的特征。“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唐求《庭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诗人们讴歌的都是它“不改清阴”的品格。在这首诗中,钱起正是以春鸟、春花之“改”——稀、尽、飞,反衬出翠竹的“不改”,诗人爱的是“不改”,对于“改”持何态度,当然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诗的一、二句并没有赞美春鸟、春花之意,更没有为它们的消逝而惋惜,而是在感慨它们随春而来,随春而去,与时浮沉,不能自立于世的品性。
“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诗也可以说有在言中者,有在言外者。“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以流水对的形式,用由人及物,由物及人的写法,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的怜竹之意,和幽竹的“待我”之情。在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之中,寄寓了诗人对幽竹的赞美,对那种不畏春残、不畏秋寒、不畏俗屈的高尚节操的礼赞。所以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它那深刻的蕴涵又给人无穷的回味。前人说:“员外(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或许指的就是这一类诗。
这首诗是重阳登高即景抒怀之作,作者从戏马台的荒废,夕阳晚照联想到老境将至,好景不常,自警应该抓紧时间玩赏风光,多作好诗,不须汲汲于世俗之事。
诗的开头两句写景:“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钟鸣报夕阳。”诗句中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时间,语意闲雅。戏马台有典故。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归来为宋公,驻守彭城,曾因饯送孔令辞官还乡,大会宾僚于戏马台,一时文士如谢灵运、谢宣远都有诗咏。回首过往,往日的热闹更显现今的荒凉,首句的重点就在“荒”字上,有咏怀古迹之意,见出人事代谢之感。这一联,写景叙事不仅工在形象,而且注重象外之意,“平林”句见人事代谢之感,“山寺’’句则寓时节相催之意,这种象外之意,直透三、四两句,加强了诗句之间意趣的融合。
第三四两句抒情:“人事自生今日意,寒报只作去年香。”时节易得,又是一年的重阳。每逢佳节,人们便有思亲之感;而菊报却依旧开放,还是和去年一样,送来阵阵的寒香。诗句中含有“年年岁岁报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感慨。自然的规律,总是如此。
五六两句,记节日清游的情况:头巾被风吹得歪斜了,诗人更觉得清霜已侵上了鬓发。“巾欹更觉霜侵鬓”这一句暗用了“孟嘉落帽”的故事。所谓暗用,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清空无碍的叙事句,写的都像是当下即刻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暗用了某个典故。这方面杜甫做得很成功,陈师道学杜,也成功地吸取了他的这个方法。这里不但是暗用,而且是活用,也就是能从原典中翻出一种新意,别具一种风流。孟嘉落帽而不自觉,是其通脱忘怀之处,陈师道这里却“巾欹更觉霜侵鬓”,头巾从头上滑下一半,更觉霜发之多,老去的感受更强了,也更深切地感觉到时节相催。从孟嘉的帽落不觉到陈师道的“巾欹更觉”,原典的意思完全被翻转过来。下句又用了“石作肠”的典故,诗歌的语言佳妙,也有“清便富丽”的高致,就像宋广平写《梅报赋》,措词婉媚,并不碍其铁石心肠一样。另外,此联用两个典故来暗写登高赋诗,妙在隐而不露。
结尾两句:“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抒发游赏以后的感想。“落木”句用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意,写傍晚登览所见的远近景象。“此身”句感叹节物如此可念,登临清赏的机会正不应放弃,而此日此身,还须忙于世务,很难得有时间,这又是十分可惜的。
陈师道作诗多学杜甫,这首也是学杜甫有得之作,瘦劲浑厚、清淡高致、内涵深蕴。
应酬节物之意,从宋人的创作观念来看,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时俗的题材,所以欧、梅、苏、黄等大诗人多不经意于此,这大概也是宋诗人去熟忌俗之旨。但陈师道的重阳诗,扫除陈言熟语,着力翻新。于前贤未到之处立意取象,却能轧轧独出,于平淡中见奇峻,可以与王维、杜甫等大家的重阳节诗咏争一日之长,此亦江西诗派“以故为新”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