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绝句，字面上明白如话，但对它的主旨，历来注家颇多异议。有人认为它只是赞美乐曲，并无弦外之音；有人则认为它表面上看是在赞美乐曲，实际上却含讽刺，劝诫的意味。说是语含讽刺，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花卿明言指摘，而是采取了一语双关的巧妙手法。字面上看，这俨然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
第一句“锦城丝管日纷纷”。锦城，即锦官城，成都市的别名。丝，指弦乐器；管，指管乐器。丝管，代指音乐。日，这里是每日的意思。纷纷，形容音乐声络绎不绝。意思是说，锦官城里奏起管弦音乐，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丝管”二字点出全诗描写的对象。点明之后，便从各种角度对它进行描绘。先用“纷纷”二字写出其连绵、和谐、化无形的乐曲为有形之物，形象地写出管乐声与弦乐声相互交错、追逐的情景。
第二句“半入江风半入云”。意思是说：音乐的响声一半散入江风中，一半散入云层中。“入江风”，是说声音广传地面；“入云”，是说声音上冲天空。从地到天，到处都传播着音乐的声响。两个“半入”重复使用，造成音律的回环、流畅，与那弥漫宇宙的音乐声正相和谐，具有很深的情趣。
第三、四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意思是说，这样的乐曲只能是天上才有的，人世间有能听到几回呢？古人认为，只有天上的仙乐才是最美妙的。作者把“此曲”看作是天上的仙乐，这就是极度写出它的不同凡俗；然后，又用人间的罕闻，进一步写出它的珍贵。这两句是在前面写实的基础上，通过想象，从虚处下笔，把“此曲”之美好推到绝伦的地步。虚实结合，互相照应，完美地表现出了乐曲的精绝。
全诗四句，前两句对乐曲作具体形象的描绘，是实写；后两句以天上的仙乐相夸，是遐想。因实而虚，虚实相生，将乐曲的美妙赞誉到了极度。
然而这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弦外之音是意味深长的。这可以从“天上”和“人间”两词看出端倪。“天上”，实际上指天子所居皇宫；“人间”，指皇宫之外。这是封建社会极常用的双关语。说乐曲属于“天上”，且加“只应”一词限定，既然是“只应天上有”，那么，“人间”当然就不应“得闻”。不应“得闻”而竟然“得闻”，不仅“几回闻”，而且“日纷纷”，于是，作者的讽刺之旨就从这种矛盾的对立中，既含蓄婉转又确切有力地显现出来了。
首诗无疑是赞叹花敬定所赏音乐的高级，但仔细体味，其中是含有讽刺意思的。花敬定作为一名武将，立功之后终日以歌舞为乐，不再操练兵马，这是有失职分的。作者的讽意并没有诉诸字面，而是隐藏在赞叹乐曲的背后，闪闪烁烁，扑朔迷离，可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可以把它看成一首赞美音乐的作品，也可以玩味其中的含蕴。
一至四句叙述了诗人临行前那一缕淡淡的哀愁。“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趣途远有期，念离情无歇。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指明了启程的季节不是孟春正月，而是仲春二月。谢灵运有答诗云“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邀”，也可以证明俩人的分手是在二月。念路途遥远，离情即迫。行装业已打点完毕，行前再与族兄泛舟赏月。这时，闲适恬淡的心情早已不复存在，遥望着伸延不尽的路途，难免又生悲慨。“瞻涂意少悰，还顾情多阙”则暗示了此次出仕的矛盾心情。本来，步人仕途，为日后一展宏愿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石，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但诗人却流露出一种难言的伤感。
五至八句描绘了诗人与族兄分别时那一幕伤感的场面。“哲兄感仳别，相送越垌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族兄送了一程又一程，越城郭，穿林间，饯饮之后，终于在湖畔长揖作别了。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史载，灵运无所推重，惟与惠连结忘年交。景平元年（423年）灵运由永嘉郡去职移居会稽，过视了年仅十七岁的谢惠连，便大相知赏。元嘉五年（428年）灵运表陈东归，复与惠连等共为山泽之游。《谢氏家录》载：灵运每对惠连辄有佳句。其在永嘉供职时，竟日思诗不得，忽梦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灵运颇以为得意，常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可见两人之一往情深。这次分手是难舍难分的。更何况，这一年春正月，与谢灵运深构仇隙的会稽太守孟颛颉告发灵运谋反，灵运只好诣阙上表以自解，被命为临川内史。这就意味着，这次离别非同以往，两人都要远离会稽，各奔东西了。这更加剧了久结于怀的离愁别绪。“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回塘隐舻栧，远望绝形音。”执手话别，意绪绵绵。一叶轻舟渐渐的隐去了，身影渐小，别音渐消。
九至十二句刻画了诗人拭泪启程后的戚戚怀抱。“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行迈靡靡，中心遥遥，长路漫漫，前程难料。这些，诗人以为自己尚可排解，但内心的忧思又向谁来倾述呢。“行行道转远，去去行弥迟。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离愁是绵长的，像一条路，走到哪里，它就伸延到哪里。正如李后主所感悟到的“离情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往今来的离愁，凝结成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后两句用“昨发”“今宿”等字眼，将时光推移，隐含着诗人别情的凄苦悠长。
十三至十六句渲染诗人在西陵行舟受阻的场景。“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浓云滚滚，覆盖着层峦起伏的群岭，惊风阵阵，掀起了无数的浪花。霎时间，雨雪纷飞，润泽了大地，笼罩了林丘。“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则与诗题相映照。在这种恶劣的气候里，诗人被迫在岸边停泊下来。
十七至二十句以悲慨的语调总括全诗。“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此借用《孔丛子》记载的“临津不济”的语句，既是凭古伤今，也是写的眼中实景。茫茫原野，万物萧条，自然逼出最后四句：“西瞻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不管西瞻也好，东睇也好，叹前程凶险，念知己已去，留下的只有悲慨，只有凄歌。积愤成疾，何以消忧。
这首诗结构十分严整。它以倒叙的手法，通过景物的细致描写与时间的缓慢推移，将那淡淡的愁绪渐渐推向忧思难忘的极致，因而把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读其诗，回环往复，丝丝入扣，给人以“渐入佳境”之感。
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督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此诗题为赠人，实为叙志咏怀，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此诗通过讥嘲周公、孔子和向往自由的表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只好向醉中逃避。
首二句，先写“百年”，次写“万事”，以“百”、“万”两个约数接“扰扰”、“悠悠”，且以表示内在感情的“长”、“悉”相衔接，概括了时间、空间和人事的纷繁，显示出诗人厌烦尘嚣、追求解脱的心理。由于诗人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自撰墓志》）。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原先以正统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为楷模，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他觉悟到：正是“礼乐”囚禁了“姬旦”，“诗书”缚住了“孔丘”。囚禁、束缚二句，在前两句的映衬对比下，显得分外强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随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东流，不必说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礼乐的束缚，又受人事的拘牵，在忧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联，诗人以自然的景象与不自由的自我进行对比，至“礼乐”、“诗书”一联发而为愤激语。诗人决心皈依自然，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归隐田庐，不仅永远做不了圣人，还必须放弃一整套与正统儒家思想相关联的处世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对抗社会，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就是睡与醉。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为念的生活；醉，意味着对社会的消极反抗。这也就是诗人在《田家三首》《醉后》《过酒家五首》中所说的：“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史载王绩嗜酒，为六合县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职。《全唐诗》今存王绩诗一卷，多绕酒气。不仅是里多次出现“酒”和“醉”等字眼，其诗题中亦多“酒”字。虽篇篇有酒，但无一醉语。
就这首诗而论，表现出的，不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潜的萧疏旷达之风，而且以自然的语言，遒健的气概，涤净初唐排偶板滞之习，与他著名的《野望》诸诗一起，透露出唐诗未来的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