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这首《金字经》写他投谒不遇、天涯沦落之悲。
此曲以景起兴,也有人认为开头两句是梦境。接着连续化用了两个典故。“九天鹏鹗飞”,隐用了杜甫《奉赠严八阁老》“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的意境。雕鹗搏击长空,青云得志,恰为下文布衣潦倒的悲慨作一反衬。“困煞中原一布衣”,化用了《下第》的诗句。金朝诗人李汾《下第》诗云:“学剑攻书事两违,回首三十四年非。东风万里衡门下,依旧中原一布衣。”“九天”与“中原”一高一下,可谓“霄壤之别”。一个在九天中展翅高飞,一个却在功名场中“困煞”,构成鲜明的对比。“困煞”又写出了作者的懊恼与焦灼。他想尽办法改变命运,却始终不能如愿以偿,只能大叹一声“悲”。“悲”作为一字句在此时逼出,恰到好处,颇似从心底里迸发出的一声叹息。作者无奈的心情尽在这“悲”之中。“故人”一句,又添写出作者此时的孤独。
作者不甘“困煞”,而又无法解脱的深愤,在末两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登楼”补示出诗人抒感的地点,那西风雕鹗正是登高所见的景致,“登楼”又是文人临高凭眺、感怀起兴的习惯举动,所谓“登兹楼以四望,聊假日以锁忧”(王粲《登楼赋》)。然而“楼”与“九天”毕竟相去过远。“恨无上天梯”,既是实情,又是借喻,虚实相兼,增添了全曲悲凉沉郁的气氛。小令短短七句,将悲秋、不遇、孤独、失路的种种怨愤尽数包容,可以见出作者遣词命意的成熟功力。
这支小令以极其豪迈的语言,表现极其沉痛的情感,使人倍觉其沉痛。马致远的前期虽屡遭困顿而豪气犹在,豪放之中多有层面激抗争之音,这和其晚年作品的基调有所不同。
这首诗首联将南迁旅途写成一次美妙的游历。颔联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深情神往。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写山石层叠多姿,玲珑宛转有如窗棂。尾联倾吐欲买壶中九华之意。这首诗有高视人间、洒然超脱的气度,有虚无缥缈、优美神奇的意境,有玲珑宛转、层层显现的结构。
首联诗人从实际生活、从大处远处落墨。清清的溪流,斗折蛇行,迅转如电,舟行疾速,岸上入云的诸峰很快在眼中消失了。而诗人爱山之情,梦寐不忘,在梦中仍时时看见那苍翠横空的山色,为之惊叹。二句想象飞越,感情浓烈。苏轼此次南迁,自陈留以下沿汴河、泗水舟行,过扬州,越长江泊金陵,背离中原,远至南荒,“兄弟俱窜,家属流离”,其心情是凄苦的。诗中通过景物描写,透露了对中原山水的依恋之情。
颔联承接上文借山之意,一气旋转而下:“五岭莫愁千嶂外,丸华今在一壶中。”微露主旨,点醒题目。言“莫愁”,正见五岭千嶂之外之可愁;说“莫愁”,是由于“九华今在一壶中”,足以稍慰迁客寂寞之情。强作欢颜,聊以自慰,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抒情上乘。苏轼以六十高龄,万里投荒,其愁苦是深重的,但他没有把自己的痛苦直白地倾吐出来,他轻轻地提出“莫愁”二字,从反面着笔,而这小小拳石,竟成了诗人此际的唯一安慰,则其心中的空虚、孤苦,不言而喻。诗句表现出一个老年诗人面对着这小小盆景、一往情深的孤苦形象。“一壶中”的“壶”,不过是盛放山石的盆盂之类,但由于“壶中”二字在文学上的传统用法,却给人带来一种灵异之感。《神仙传》说:一个叫壶公的人,“常悬一壶空屋上”,每天“日入之后”,他就“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只有一个叫费长房的有道术的人能看见他,“知其非凡人也”。赵次公注解说:“壶公之壶也,中别有天地山川,故云耳。”有此二字,便把现实山石仙境化了,并为下文“天池水”、“玉女窗”作好准备,把读者带入一个虚无飘渺的神仙世界。
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层层见”言山石的层叠多姿,随着水落,一层层地显现出来。“处处通”,写山石“玲珑宛转若窗棂然”的特点。“天池”只是泛指天上之池,不必坐实去找它在什么地方,旧注拘泥于出处,或说在青城,或说在庐山,或说在皖山,这是不必要的。“玉女窗”是文学上常用的典故,李商隐诗中“玉女窗虚五夜风”是其例,用“天池水”、“玉女窗”构成一个优美的、惝恍迷离的仙境情调,诗人的想象力是十分活跃的。
尾联说的是诗人欲买之意。这个仇池石是苏轼心爱之物,他称之为“希代之宝”。为了它,曾和王晋卿一起写了好几首诗,讨论以石易画问题,传为艺林佳话。这里“太孤绝”三字,和前面第三句“千嶂外”一层映带生情,使全诗内在的抒情脉络贯串一气,萦拂有致,再一次抒写了诗人的孤愤之情。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