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这首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读。表层的,亦即文本的层面,可以说是写怀念朋友、亦即词中所说的“此人”。“去年今夜。同醉月明花树下”,去年的这个时候,在一个月明之夜的花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又幽静的环境。当时作者和友人都喝醉了,其情也是非常动人的。按照宋时的习惯,有酒宴,就一定有歌妓侍宴。大的背景是月下、花前,如此幽静。而具体到酒宴上,却又是红烛光摇,翠袖持觞。正如晏几道在他的《鹧鸪天》中说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那又是何等的旖旎。将灯红酒绿,轻歌妙舞,置于如此清丽幽雅的环境之下,真个可谓是人间天上,无怪他们都要喝醉了。接下来却是一跌:“此夜江边。月暗长堤柳暗船”。这个落差极大。今夜作者却独自在江边,月亮是昏暗的,所以照见长堤也是这般的昏暗。昏暗的长堤,可谓全无生气,别说歌筵酒宴,竟是连一个送行的朋友也没有。而船在这柳阴之下,更显出没一丝生气。因为船既是“暗”的,说明船中连孤灯也没有一盏。
下片由自己的无聊,转向了他所思念的朋友:“此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此人在哪里呢。说明他们之间,连信息也没有通过。这就更加令人挂念了。他不说自己思此人之愁,而偏说是此人“带我离愁”而去的,则虽不知此人现在何处,但作者的愁却是长伴着他的,他在什么地方,作者的愁也在什么地方。“江外去”,是虽不知处,但不是在长江之边,却是可以肯定的了。最后想结一个光明的尾巴:“来岁花前”,希望未来的岁月,像过去那样,能再次的醉倒在花前月下,只是恐怕“又是今年忆昔年”终是没有信心。
吕本中的词,不像他的诗,现实感很强,贫富对立的社会矛盾在他的诗集中,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表现得更为深刻。而在词中,则多写风花雪月,离思别情。这自然是与词作为“艳科”所决定的。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战士血管里流的总是血,作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写的词也会流露出他的这一遗恨。
南宋的形势,大抵是战战和和,所以也有“月明花下”之时,这时主战派自是“同醉’的,因为形势喜人。然而多数的情况,却是“月暗长堤柳暗船”,正因为如此,所以主战派的人多数都被贬谪以去了,这就是“此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的写照。而国势看来是无可恢复的,所以他不得哀叹;“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昔年”。这就是深层次的解读。正如在《宋史·吕本中传》的最后一段“论”所说:“传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绍兴之世,吕颐浩、秦桧在相位,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志,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若常同……吕本中,其才猷皆可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议论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另外,将三种不同时空意象叠映,借以烘托出别情之深切是此词突出的艺术特点。上片犹如两个蒙太奇镜头,对比中生出无限悲愁。同是月夜,去年月明花香,人聚同醉;今年却是月暗柳昏,人别船离。过片直写离别。结句写“来岁”思念,妙在“来岁”又包含“今年忆去年”之聚散忧乐。在时间的三维(过去、现在、未来)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事态情思,而又相融相生,用笔极简练而情思极丰富。
初降的霜轻轻的附着在瓦上,芭蕉和荷花无法耐住严寒,或折断,或歪斜,惟有那东边篱笆附近的菊花,在寒冷中傲然而立,金粟般的花蕊初开让清晨更多了一丝清香。
夜里寒霜袭来,本来就残破的芭蕉和和残荷看起来更加不堪。只有篱笆边的菊花,金黄色的花朵在清晨的阳光下看起来更加艳丽。用霜降之时,芭蕉的新折和荷叶的残败来反衬东篱菊的清绝耐寒。此诗赞赏菊花凌寒的品格。
整诗是借咏菊之耐寒傲冷逸清香亮霜景,自况言志的。
本诗是写上皇西巡绿由和剑阁天险。
安史叛军威胁都城长安,故有圣主西巡蜀道之事、“轻拂”,表明诗人态度,对圣主玄宗弃京西巡不以为然。
剑门,“《旧唐书》:剑州剑门县界大剑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剑山。大剑山有阁道三十里《一统志》:大剑山,在保宁府剑州北二十五里,蜀所恃为外门户。其山悄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壁,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剑门高耸,崖石嶙啕,“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一入剑门安全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