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诗为怀古而作，所以首先提出与公安县有历史关系的两个古人——吕蒙和刘备。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战争结束，“周瑜为南郡（汉置，郡治江陵，吴移治公安）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满刺州数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刘备“借剃州”不还，孙权便要用武力夺取，任其事者为吕蒙。吕蒙趁蜀将关羽伐魏之机，奇袭南郡。事后，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也治公安。这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早就过去了。如今只剩得“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营已不在，只有遗址，所以说是“野旷”；城在江边，所以说是“江深”。这是首联，是写“古”。

　　下面接着写景：“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这副颔联，上句写时，下句写地。这时正是冬天，夜长昼短，才见旭日东升，忽又夕阳西下，好象有人催着似的。“催”字用得好，极见作者炼字功夫。诗人这时正坐在江边的小船上，面对风急天高、波涛汹涌的景色，不禁感慨系之。“与云平”，极言浪高。杜诗《秋兴八首》之一有句云：“江间波浪兼天涌”。清人钱谦益笺注：“江间汹涌，则上接风云。”这也可以作为“波浪与云平”的注脚。颈联“洒落天臣契，飞腾战伐名”是承首联的：上句指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下句指吕蒙擒关羽的战功。首联说的是“古”，此联说的是“怀”，说古处接“景”（寒天、风浪），说怀处接“情”：所以尾联写出了“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两句。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中的情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思古之幽情”。刘备与诸葛亮的天臣关系，非同等闲。刘备三顾茅庐，孔明隆中决策。刘备临终时，托诸葛亮以后事。其次是“讽今之隐情”。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就是像吕蒙那样的名将，可惜他们不遇明主。唐代宗宠信鱼朝恩、程元振，李、郭同受其害。所以他们虽然都有“飞腾战伐”之名，仍然不能取得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诗人引以为恨的。由吊古伤今而托古讽今，这首诗的弦外之音是可以想见的。

钱塘江资料
　　钱塘江（又称浙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全长四百多公里，流经杭州，在杭州湾入海，由于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便形成了钱塘潮这一自然奇观，被前人称为“壮观天下无”。钱塘观潮也成为古今盛事，天下奇观。

主题分析
　　本文只有两百余字，却写出了钱塘江潮的雄伟壮观景象、水军演习的宏大场面和吴中健儿高超的弄潮技巧。即写风景，又写民俗，使读者叹为观止！
　　本文作者以十分精练，简洁的语言，写出了钱塘江潮的雄伟景象、水军演习的宏大场面、吴中健儿高超的游泳技术和观潮的盛况，本文作者写此文时已是南宋灭亡，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

分段赏析
　　第1段写海潮之雄。开篇就是一句“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先声夺人。接着交代海潮最盛的时间，然后对潮水从形、色、声、势四个方面进行正面描绘，由既及近地写出了海潮的雄奇壮观。描绘又以比喻、夸张的手法出之，简短的“如银线”“玉城雪岭”“如雷霆”“吞天沃日”几句，把海潮从既方奔涌到眼前的形状、颜色、声势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最后用杨万里的诗句对上文进行形象概括，呼应了首句。
　　第2段写演军之威。开头仍是一句总述，说明每年京尹都要在海潮最盛的时候教练水军。然后描写了水军演习的精彩场面：参加演习的船只众多，演习中阵势变化多样，水兵作战技艺娴熟，演习中战斗激烈，声势浩大，演习结束后撤退迅速。短短一段文字，却生动描绘了一场复杂的演习活动，而结在“烟消波静”的静景上，不仅是一种动静相衬的写法，也为下文别开生面的另一场水上表演作了铺垫。
　　第3段写弄潮之勇。这时潮水已经来到，众多的吴中健儿在惊涛骇浪中作精彩表演，同时也从侧面写出了潮的雄伟壮观。
　　第4段写观潮之盛。观潮人群如此密集，说明江潮和水上表演是多么具有吸引力，所以写观潮之盛，是为了从侧面衬江潮之盛和水上表演之精彩。
　　本文是一篇在艺术上很有特点的写景记事佳作。
　　首先，本文结构得当，语言精练。钱塘潮雄伟壮观，水上表演头绪纷繁，场面众多，观潮者人数众多，但在这篇短文中，作者却写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结构精巧，以海潮为线索，写景记事相融合，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惜墨如金，用语十分精练的结果。其次，本文描写十分生动。不仅用了比喻、夸张等描写手法，而且即便是简洁的白描，也十分形象生动。

写作特点
　　1.结构得当，语言精练。
　　写景与记事相结合，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使本文的描写井然有序，主次分明。而且作者惜墨如金，用语十分简练。
　　2.描写生动。
　　本文运用了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语言的生动性，没有运用修辞手法的白描部分，语言也十分简洁生动。
　　3.渲染和烘托手法的运用。
　　如：“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是渲染钱塘江大潮的“伟观”，增强了艺术效果。烘托又称“衬托”“相衬”，江干上下“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是烘托观潮人极多和观潮盛况。

补充注释
　　潘阆宋人，生年不详，卒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字逍遥，大名（今属河北省）人。曾在洛阳卖药，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以能诗受荐举。自制《忆余杭》多首，一时盛传，曾得苏东坡的欣赏，把它写在玉屏风上，石曼卿还使人照词意作过画。
　　万面鼓声中江潮来时，潮声像万面金鼓，一时齐发，声势震人。
　　弄潮儿指钱塘江畔观潮时踏潮献技的人，他们都年轻力壮，善于泅水或指朝夕与潮水周旋的水手或在潮中戏水的少年人。喻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人。

问题解答
　　作者在《观潮》这篇散文中，绘声绘色绘形地描写了这一壮美雄奇的景象。全文的着眼点在“潮”上，立足点在“观”上。作者是从哪些方面写“观潮”的？
　　⑴潮来之状。作者由既到近写“潮来之状”，当它既既的从海口那儿涨起来时，仅仅像一条银白色的横线。后来，越涌越近，像玉雕的城墙，雪堆的山岭，潮头之高能吞天沃日。
　　⑵演兵之威。
　　⑶弄潮之技。
　　⑷观潮之盛。

中心思想
　　本文通过描写作者耳闻目睹钱塘江大潮潮来前、潮来时、潮头过后的景象，以及观潮的盛况，自然美、人情美交织在一起，使人受到美的陶冶赞美了大潮的奇特、雄伟、壮观，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挚感情。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题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应是截取开头一句的前两字而成。在李商隐诗集里有很多诗是属于这种虽曰有题实为无题的，如《流莺》（其首句云“流莺漂荡复参差”）、《相思》（首句云“相思树上合欢枝”）、《人欲》（首句云“人欲天从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诗可分两层：前二句写的是春景，后二句是写由此景而感发的心情、意绪，并以“游丝”绾合前景后意，显得十分自然、缜密。诗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大事，也看不出什么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却从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写中传达了诗人某种幽微而复杂的体验或感受，而这才是此诗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写诗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连用三个“日”字，妙在使人不觉其重。原因何在?这须从“斗”字说起，“斗”乃“争强竞胜”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春光”和“日光”都具有双重含义。从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艳丽的风物景致。“日光”则指时色天象。前者为物色，后者是时间，随着时间（“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断变化，而这推移与变化又是瞬息迥异，所以诗人用“日日”状其景况，以“斗”字提挈于时色物象之间，竟成此一热闹繁华的场面。因此不妨说这句诗是以开朗、畅快、愉悦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诗文里“春”、“日”还有另一重喻意，另一个传统，即人们常将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迈衰老联系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词，将时日光阴同人的生命时光相比拟。自从屈原发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叹息之后，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烈意识和深沉感喟便无时无刻不倾注于诗人的笔端。了解了这一层，再来看李商隐的这句诗时，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斗”字虽突现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这愉心悦目中又蕴含着诗人莫名其妙的忧惧和哀伤，而这种不易觉察到的潜在情绪又终于发展成了后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说首句还是笼统地描摹，那么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则是比较具体地状写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诗人所处的位置——其实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诗人就已经走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了，这是诗家用笔狡狯之处。——“杏花”大约是“山城斜路”边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单独拈出，又以“香”字来渲染，使春色具体化、立体化了。这两句虽同是写春色，但一较抽象，一较具体；一是望中之感受（视觉的），一是从嗅觉中得来，略有不同，因而富于变化。

　　三、四句“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应作一气读。这大概是套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百丈游丝争绕树”的诗句。诗人缓步行进在山城斜路上，看见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着的游丝，想到自己整日为尘世俗事所萦绕不得安宁，竟觉得自己反不及这无声无息的“游丝”，于是才生出了这一奇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这百尺游丝一样浑然无知无觉、自由自在呢？但诗人毕竟不是“游丝”，庄周化蝶那是梦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羡也就只能归于企羡，“心绪”既不能似“游丝”一样“浑无事”，而诗人的烦恼、忧郁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来想去，竟觉得此时“心绪”之多“事”比直说更增百倍令人难堪。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同无情的物相比的构思在古典诗词中是非常常见的，有时是正接，有时是反衬，如杜甫《秋兴八首》诗“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有巢可归的燕子反衬人的无家可归；又如岑参《寄左省杜拾遗》“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以鸟儿高飞喻写自己的抱负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这些诗里还多是可以寻绎的外在类比联想，而在李商隐这两句诗中则是以双关的“绪”将无形无影的心理情绪（“心绪”）同空中的“游丝”联系起来。这可以看出李商隐诗设喻的巧妙。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