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两句，高度凝练地追述了杜甫亲身遭际的战乱背景。由于唐玄宗晚年的淫奢昏聩，触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原大地顿时惊惶纷乱，两京相继失陷，玄宗仓猝奔蜀，多年的繁华景象化作一片狼烟胡尘，大唐帝国的“太平盛世”从此一去不返。这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也是对当世中原沦陷、金人主北的现实形势的概括。诗人巧妙地抓住了历史惊人重复的现象，在追念怀古的同时，又曲折地反映了当今国土沦丧的时世，一箭双雕，天衣无缝。正如《唐宋诗醇》引张完臣所云： “‘草草’二字，状尽衰世景象，谓之咏少陵可，谓之自咏亦可。”
诗的后两句，概写杜甫乱后的遭遇及晚年寄居于此的情状。当年肃宗初立，杜甫自沦陌的长安潜逃奔风翔投效，任左拾遗。长安光复，又随驾入京。可是这样忠心为国的老臣，却因疏救宰相房瑭而不公正地被贬官华州司功参军。适又遭受大饥荒，被迫奔蜀，流落西南。报国济世壮志不酬，忧国忧民之情难消，悲愤哀凉，辗转万里。晚年时，穷困潦倒、贫病交迫，于是买舟东下归里。陆游在龙兴寺凭吊当年杜甫的寓居时，不禁联想当时情势，想象那时的诗圣在此的情状，老诗人面对凄凉萧瑟的秋景，怀着孤寂、悲凉、忧愤的心境，独伫寺门，谛听阵阵汹涌悲壮的江涛声。陆游在诗后自注云： “以少陵诗考之，盖以秋冬间寓此州也。寺门闻江声甚壮。”陆游与杜甫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遭际十分类似，两人的理想，追求与爱国精神也毫无二致，因而这阵阵江声同样敲击着不同时代两位大诗人的心房，悲壮呜咽的江涛正是他们真实心声的共同写照。涛声将大自然的景与诗人的情交融应合，也将古今两位大诗人的心灵交融应合，吊古即是抒今，借前人之情来抒发自身的悲愤，大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的深沉感慨。
全诗吊古伤今，借历史喻现实，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情怀。意境是博大的，一实一虚，是两个时代的缩影。画面是广阔的，万里风烟入画幅。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诗人善于把诗歌从千军急进的宏大战役，浪迹万里的苦难历程，一下缩小到龙兴寺门前，画出孤独者倚门而立，侧耳而听的死象，成为特写镜头。江水在奔啸，人物在静听，一静一动，为全诗创造了感伤的气氛，加浓了诗情。诗的风格，沉雄中不乏细腻；诗的结构，紧密中显得松活，诗的语言，雄浑中透出朴素之美，确是一首吊古佳作。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首诗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以艺术的手法来诠释心中的愁绪和感慨，读起来沉郁真挚，依稀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花明柳暗、高楼独立、孤鸿飞翔的画面。李商隐用他生动的笔墨，既写出了夕阳楼的真实风景，也尽情倾诉了他的心事和渴望。
“首两句”是倒装语。“花明柳暗”的风景是在“上尽重城更上楼”后所见。但第二句对于第三句的“欲问孤鸿向何处”，又是顺叙。可见诗人构思炼句之巧妙。像《登乐游原》一样，诗人的身心异常疲累，灵与肉遭受着痛苦的煎熬，心灵的宇宙愁云密布，内心深处感到异乎寻常的压抑与孤独。所以诗人“上尽重城更上楼”时，不愿，不甘，乏力，又无可奈何，“上尽”，还要“更上”，成了一种负担，一种难以承受的体力和精神的负担。这与王之涣“更上一层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诗人登楼所见景物有二：一曰花明柳暗。二曰悠悠孤鸿。众所周知，任何诗人描摹景物，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并把选择对象在自己的心灵中加以主观化的熔铸。成为诗人自己的经过改造了的景物。《夕阳楼》诗中所出现的“花明柳暗”，说明时值春色烂漫的季节，大自然本应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天地。但是李商隐却没有“峰回路转”、“又一村”的那种感觉，而是把弥漫在诗人自己胸际黯淡的愁云，又转而弥漫到“花明柳暗”的景物之上，使如许春色也蒙上了一层万里愁云万里凝的黯淡色彩，而且诗人胸际的愁云又放而大之，弥漫充塞到了天地间，成了“郎天愁”，此愁不同于它愁，此愁悠长、纷乱。李商隐诗在遣词造句上是非常讲究的，同一事物，他不说“柳暗花明”，而写成“花明柳暗”，词序排列由明而暗，而愁，以显出情绪变化的层次，如按通常“柳暗花明”的说法，便乱而无序了。由此可见诗人对意象的关注，造境的巧妙。
诗中三 、四两句专就望中所见孤鸿南征的情景抒慨。仰望天空，万里寥廓，但见孤鸿一点，在夕阳余光的映照下孑然逝去。这一情景，连同诗人此刻登临的夕阳楼，都很自然地使他联想起被贬离去、形单影只的萧澣，从内心深处涌出对萧澣不幸遭际的同情和前途命运的关切，故有“欲问”之句。但方当此时，忽又顿悟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秋空孤鸿一样孑然无助、渺然无适，真所谓“不知身世自悠悠”了。这两句诗的好处，主要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一种特殊人生体验：一个同情别人不幸遭遇的人，往往未有意识到他自己原来正是亟须人们同情的不幸者；而当他一旦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时，竟发现连给予自己同情的人都不再有了 。“孤鸿”尚且有关心它的人，自己则连孤鸿也不如。这里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哀，更深刻的悲剧。冯浩说三四两句“凄惋入神 ”，也许正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欲问”、“不知”这一转跌，则正是构成“凄惋入神”的艺术风韵的重要因素。此诗体现了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的特点。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海上战斗开始，军队严阵以待，中间四句具体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作战场面，最后两句写战斗结束后凯旋归来的情景。全诗运用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表现了作者雪耻报仇、保国安民的政治理想，抒发胜利的欢乐。
首联写水军雄伟气势，说明明水军胜券在握：“倚剑东冥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倚剑”句实写，俞家水军驻守在东海之上，如倚天之剑，气势特别雄伟，这是前因。“扶桑”句虚写，剑气所指，扶桑受制，胜券在握，这是结果，其充满必胜的信心和自豪之情。
颔联转向自然景观的描写，烘托战前气氛：“岛头云雾须臾尽，天外旌旗上下翀。”云消雾散，正是作战的好时机；战船陈列，旌旗翻飞，水师已作好战斗准备。“岛头云雾”，暗点时间是早上。这两句对应：稳，极见功力。进一步渲染了水军的声威和抗敌决胜的信心。
颈联紧承上联写水军与倭寇作战的情景：一串串炮火飞上天空，在银河里摇动着倒影；喊声阵阵，气势镇住群寇。短短四句，把规模宏大的海战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尾联写傍晚水军战士凯旋，肯定他们英勇作战建立了不朽功勋。“背水阵”即背水列阵，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将兵攻赵，出井陉口，令万人背水列阵，大败赵军。诸将问背水之故，韩信说：“兵法不日‘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此喻抗倭水军战阵的精妙奇特。诗中“夕阳景里”上应“岛头云雾”，暗点这场战斗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前呼后应，构思巧妙。诗人作为主帅，调兵遣将，列阵歼敌，大获全胜，应得头功，但他却将功劳归于战士，表现出一种大将风度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全诗意境雄阔，气势磅礴，展现了水师将士们为国斗争的英雄气概，炽烈的爱国情感充盈其间，十分感人。
这两首诗均以乌鹊自比。这组诗写的坚定、明快；第一首诗通过描写北山张网捕南山之乌，来说明康王欲拆散夫妻是白费力气。第二首通过描写乌鹊不和凤凰一同飞翔栖息，来比喻自己虽然贫贱，但绝不爱有权有势的宋王。诗中比兴得体，抒写了作者忠于爱情，不贪富贵，不畏权势的坚贞情操。
第一首，以传统起兴手法开篇：“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但兴中又含比。南北二山，相互对立，毫无关涉，喻示何氏与宋王乃毫不相干的两个人。虽毫无关系，捕鸟之人又偏要在北山张开罗网，去捕那南山之鸟，这分明是毫无道理之举动。同时也表明这是南辕北辙的作法，“乌”是何氏自喻，“罗”喻康王的阴谋，暗示宋王想强占何氏，逼她就范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南山的“乌自高飞”，北方的“罗当奈何”。罗网虽有，但对那不贪恋富贵、坚贞不屈的女子来说，也就形同虚设。这里是在嘲笑，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面前，权势与荣华都变得苍白无力。何氏最后以死明志，使宋王的计谋完全落空。
第二首也是用比兴手法来写自己坚贞的情怀。“乌鹊双飞，不乐风凰。”乌鹊与凤凰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立。乌鹊是一种平凡的鸟儿，凤凰则是高贵的鸟中之王。但乌鹊虽然平凡普通，但却双飞双宿，情深意笃。而有此真挚的爱情，他们已心满意足，谁也不愿去与凤凰同居一处。这就是何氏这一普通女子的爱情观。因此，她明白她告诉暴君：“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是平民百姓，自愿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愿意来侍侯你这无道的宋王。这种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气骨，表明了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忠贞。
这两首诗妙在质直。它们都用比兴手法，直接了当地表明劳动人民的爱与憎。第一首侧重于嘲笑暴君的痴心妄想，第二首侧重于表明自己追求淳朴爱情的心迹，但都十分鲜明地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蔑视权贵、勇于反抗的女子形象。
这两首诗共八句，前六句是比兴，后两句是“赋”，直抒胸臆。前后相贯通，兼有婉约、刚正之美，意象清新，音韵谐和，含蓄隽永，感情色彩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