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诗一起便描绘了一幅凄凉衰败的落梅景象,透露出作者浓重的感伤,奠定了全诗凄怆忧愤的基调。“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每一片飘零的梅花都使诗人触目愁肠,更哪堪那残破凋零的花瓣竟如雪片一般纷落,铺满了台阶又堆上了墙头。这两句诗与李后主《清平乐》词中的名句“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所描写的意境极为相似,同样生动地表现了诗人惜花复伤春的情感。正是眼前这凄清的自然景象唤起了诗人对社会、人生的丰富联想。
颔联承上,用工整的对仗、形象的比喻进一步刻画落梅:“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两句诗不仅生动描绘出落梅在风刀霜剑摧残下枯萎凋零、四散飘坠的凄惨情景,而且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无数“迁客”、“骚人”颠沛流离的不幸遭遇。“迁客来过岭”,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韩愈的典故;“骚人去赴湘”,指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一事。然而,这里的“迁客”、“骚人”又不仅指韩、柳,而且泛指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包括屈原、李白、自居易、刘禹锡、陆游等人在内的一切仕途坎坷的有才有志之士,含蕴极为丰富。在手法上,诗人将典故融化在诗里,如水中着盐,不见痕迹,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同时,用“迁客”、“骚人”迁谪放逐的遭遇来比喻“落梅”,不仅表达了对梅花的深刻同情,而且是对“迁客”、“骚人”梅花般高洁品格的赞美。取譬十分贴切。
颈联继写落梅之结局:“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乱点莓苔”,写曾经是那么美好高洁的梅花如今却沉沦萎顿于泥土之中,寂寞凄凉地与莓苔之类为伍。“多莫数”,极尽梅花凋残之形容,表现出诗人对其不幸命运的无限叹惋。但接下去却将笔锋一转,写梅花飘摇零落而不失其高洁,香气经久不灭。这两句与陆游《咏梅》中“零落如尘碾作泥,犹有香如故”异衄同工,赞美的显然不只是梅花,更是指那些虽身遭挫折而不改初衷、不易志节的“迁客”、“骚人”,运笔委婉,寄托遥深。
以上三联反复烘托渲染落梅景象,尾联在此基础上抒发议论,点明正意,是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通常诗人在描写落梅之后多抒发自己的伤感,这里却别具会心地责备东风说:“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表面上谴责东风不解怜香惜玉,却偏偏掌握了对众花生杀予夺的大权,忌妒梅花的孤高,任意摧残它,实则将暗讽的笔触巧妙而曲折地指向了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嫉贤妒能、打击人才的当权者。同时寄托了自己仕途不遇的感慨以及对当前这个弃毁贤才的时代的不满。笔力奇横,言近旨远,讽喻之意、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这首咏梅诗通篇不着一梅字,却不仅刻画出梅花的品格和遭遇,而且处处透露出诗人的自我感情,是咏物诗的上乘之作。然而运笔却又是那么委婉,写梅又似写人,其旨在有意无意之间,表明诗人十分善于将悲愁感兴巧妙地融汇在诗歌形象之中,故能将咏物与抒怀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此诗从咏梅这一常见题材中发掘出不平常的诗意,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启人深思。从哀感缠绵中透露出来的那股抑塞不平之气,正是广大文士愤慨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无怪当权者视为“讪谤”,一再加害于他,而这便是此诗的旨趣所在。
作为一位天子而成为阶下囚,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烟云,心中自然充满了感伤。这首诗写得凄切哀苦。从诗中“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这样破败不堪的场面,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会回忆起千门万户,美轮美奂的皇宫,一呼百应,炊金馔玉的生活,眼前境地越是恶劣,越能令人体会到他的苦闷。后两句回首故国,恨无寄书人,包括了无数的对往事的困惑、迷恋及深切的悲慨。“三千里”极言其远,“目断天南”很具体地刻绘出自己满怀的愁怨。他想捎信说些什么呢?是希望故臣来解救,是向亲属们诉苦,还是对自己在位时荒淫无道酿成国变而忏悔,诗中没有明说,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测。
读赵佶这首绝句,很容易使人想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两首词,都是皇帝被俘的悲叹。一首是《虞美人》,写于被俘后,寄托亡国之痛,今昔之悲,上片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是见景起兴,思念故国,与赵佶诗内容景物不同,中心意思完全一样。另一首是《浪淘沙》,写亡国后一夜听雨睡不着,愁思纷至沓来,因以词表示哀怨。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以曲折的笔墨表达自己的痛苦,正可用来注释赵佶写这首绝句时的种种感受。
宋徽宗是著名的书画家,诗词也写得不错,可惜他治国的本领远远比不上他文学艺术的素养,在位时任用奸邪,坐失江山。这首诗写得低沉凄迷,令人感动,但他的处境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人同情。无独有偶,大约过了一百五十年左右,南宋恭帝赵㬎(xiǎn)也步上了宋徽宗的老路,被元人俘到大都;他也作了一首诗,怀念故国,悲伤凄黯,诗说:“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借梅花写失国之恨。历史的巧合令人沉思,正合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