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所谓“一岁四行役”,说的便是这一年。这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像这七首诗所写的,真是到了“惨绝人寰”的境地。他采用七古这一体裁,描绘流离颠沛的生涯,抒发老病穷愁的感喟,大有“长歌可以当哭”的意味。
在内容上,第一首从自身作客的窘困说起;第二首写全家因饥饿而病倒的惨况;第三首写怀念兄弟;第四首写怀念寡妹;第五首,由悲弟妹又回到自身,由淮南山东又回到同谷;第六首由一身一家说到国家大局;第七首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在结构上,七首相同,首二句点出主题,中四句叙事,末二句感叹。
从艺术上说,组诗末首是较为精彩的篇章。此诗开头使用了九字句:“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浓缩《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意,抒发了身世感慨。杜甫素有匡世报国之抱负,却始终未得施展。如今年将半百,名未成,身已老,而且转徙流离,几乎“饿死填沟壑”,怎不叫他悲愤填膺!六年后杜甫在严武幕府,曾再次发出这种叹穷嗟老的感慨:“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莫相疑行》)其意是相仿的。
次句“三年饥走荒山道”,把“三年”二字缀于句端,进一步突现了诗人近几年的苦难历程。“三年”,指至德二载(757)至乾元二年。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而遭贬斥,为饥饿驱迫,在“荒山道”上尝够了艰辛困苦。
三、四句,诗人追叙了困居长安时的感受,全诗陡然出现高潮。十二年前,杜甫西入长安,然而进取无门,度过了惨淡的十年。他接触过各种类型的达官贵人,发现长安城中凭借父兄余荫,随手取得卿相的,以少年为多:“长安卿相多少年。”这不能不使诗人发出愤激之词:“富贵应须致身早。”“致身早”,似是劝人的口吻,却深蕴着对出现“少年”“卿相”这种腐败政治的愤慨。这和他早年所写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显然同属愤激之言。
五、六句又回到现实,映现出诗人和“山中儒生”对话的镜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诗人身处异常窘困的境地,当然感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因而和友人谈起的都是些令人很不愉快的往事。忧国忧民的“怀抱”无法实现,自然引起无限伤感。
第七句“呜呼七歌兮悄终曲”,诗人默默地收起笔,停止了他那悲愤激越的吟唱,然而思绪的巨潮如何一下子收住?“仰视皇天白日速”,搁笔望天,只见白日在飞速地奔跑。这时,一种迟暮之感,一种凄凉沉郁、哀壮激烈之情,在诗人心底涌起,不能自已。
《同谷七歌》在形式上学习张衡《四愁诗》、蔡琰《胡笳十八拍》,采用了定格联章的写法,在内容上较多地汲取了鲍照《拟行路难》的艺术经验,然而又“神明变化,不袭形貌”(沈德潜《唐诗别裁》),自创一体,深为后人所赞许。此诗作为组诗的末篇,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艺术上,长短句错综使用,悲伤愤激的情感,犹如潮水般冲击着读者的心弦。文天祥曾拟此体作歌六首。
词的开头,是对临别时汉阳冬天风景的描写。“衰草愁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衰草云烟发愁,乌鸦向夕阳送别,风沙在平野回旋。“愁”、“送”二字,下语工妙,以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恙草与乌鸦的忧愁和惜别之情,意境凄迷,气象阔远,一下子把人带入孤独忧伤的情绪之中。正是以愁人观物,物皆着愁之色彩。这时的姜夔已是人到中年,尽管他多才多艺,仍然是功不成,名不就,长期过着飘泊江湖天涯羁旅的生活。从这首词可以看出,他对江湖游士、豪门清客的生活,已有些厌倦了,然而他无法改变现状,无可奈何之情已隐约暗现。
接着是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拂雪金鞭,欺寒茸帽,还记章台走马”。姜夔以自己的诗才,结识了著名诗人萧德藻,萧并把侄女嫁给了他。萧德藻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有“尤萧范陆四诗翁”之称。通过萧德藻,他又结识了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叶适、朱熹等社会名流。作为权门清客,他有过游冶流连的生活,游荡过繁华的娱乐场所。词中追忆了这段冶游生活之后,他认为最值得珍惜的还是昔日的友情:“谁念飘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故人清沔相逢,小窗闲共情话。”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词家,他的诗曾受到杨万里的高度评论:“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凭着他的社会关系与在诗坛的盛名,他决不至于晚年家贫如洗,死后靠别人的资助来埋葬,原因就在于他不同于一般的权门清客。他是一个讲究气节纯粹的诗人。他所交结的也都是既有名望又有气节的人。据说张鉴要出钱给他捐官,又要把良田送他,他都拒绝了。杨万里称他甚似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他一生最珍视的不是高官厚俸,他是一个绝对忠于文学、忠于爱情友情的高人。所以在怀念往日壮游生活之后,不禁深深地感叹:有谁怜念我湖海飘零,只落得满腔伤感!他感到同汉阳朋友的久别重逢,小窗闲话,难能可贵。
下片的开头,是对旧游之地的追忆与深沉的感叹:“长恨离多会少,重访问竹西,珠泪盈把。雁碛波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他深深感叹的是在人生的旅程里,同朋友们“离多会少”。对于一个忠于友情的人,离别当然是最痛苦和难以承受的。眼前的现实又逼迫他在汉阳只能有短暂的停留,又要东下湖州了。
接着是追忆他的扬州、衡岳、洞庭等地之游。竹西:扬州城东禅智寺侧有竹西亭。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此代指扬州。白石在《扬州慢》中也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句以代扬州。“雁碛”、“渔汀”都不是泛指大雁翔集的沙滩,和渔舟往来的洲渚,是指他曾经“游冶”过的名山胜地。他曾游衡岳、洞庭,回雁峰是南岳七女二峰之一,滨临湘水,水边滩碛相连;洞庭湖,渔舟往来不歇,因此应指他曾经游历过的衡岳、洞庭。(《昔游诗》中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又说:“芦洲雨中淡,渔网烟外归。”)他重访扬州是什么使他“珠泪盈把”。那是因为金人在1129年(建炎三年)和1161年(绍兴三女一年)大举南下之后,昔日繁华的扬州,遭到了战火的惨重破坏。他在初访扬州时写的《扬州慢》一词中说:“过春风女里,尽荠麦青青。”“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诗人怀着爱国的黍离之悲,重访扬州,怎能不令人伤痛!对于衡岳、洞庭的壮丽风光,他在《昔游诗》这一组诗中,曾尽情地描绘和歌颂。他歌颂洞庭说:“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长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轮。”他描写南岳说:“飞云身畔遇,揽之不盈掬。”描写南岳湘滨的风光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半空扫积雪,万万玉花凝。”此时由于诗人老去,情怀悲凉,没有那种游乐之情了。白石论诗,主张“意中有景,景中有意”,主张“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这首用白描手法描写的词,所以令人读来蕴藉含蓄,余味不尽,正是由于“景中有意”的缘故。比如竹西亭吧,这是扬州胜景,然而白石重访时,却是“珠泪盈把”。衡阳的“雁碛”,洞庭的“渔汀”是多么幽雅的画面,然而诗人已觉得“老去不堪游冶”了。他在写景时,赋予自己的深情厚意,因而使人读来馀味无穷。
词的结尾也是很奇特的:“无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东下。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在苕溪这里,他从对昔日壮游的回忆转回到现实情境中的惜别,又跳到对将来归来的设想,反映出白石词在结构上的特色是多采用暗线结构,即打破时空局限,将回忆、现境、设想溶成一片,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意境。这种结构,正如白石所说:“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白石道人诗说》)在整个下片中,他通过幽静凄清的景物描写和奇特的联想,对所吟咏的事物,赋予了动人心扉的魔力。
首句“谈月疏星绕建章”描绘出仙境般的宫殿外观:淡淡的月光清冽,寥寥的寒星闪烁,巍峨的宫殿在它们的环绕下,恍若天上宫阙,缥缈犹如仙境,照映着雄伟的建章宫。月谓“淡”,星谓“疏”,有两重含义。一是实写正月十五特有的景象。十五月圆,群星自然隐烁稀疏,不可能繁星满天。而时值冬末春初,月光寒淡,不会像八月十五皓月当空,清光四溢。所以暗示了时令;二是要使月和星与建章(宫殿)构成一组完整意象。诗人用了个“绕”字点明宫为主,星月为宾的关系,为全诗定下了飘飘若仙的基调。同时,也以宫殿与星月的关系来暗示君臣关系,从而为诗的最后两句实写埋下伏笔。
次句“仙风吹下御炉香”承上而来,将上句创造的气氛坐实为仙境。写宫殿内景:似是天上宫阙,阵阵仙界之风吹过,吹送着御炉前的袅袅香烟,使偌大的皇宫清香流荡。诗人以馥郁香气的到来,暗示了皇帝即将驾临。
三句“侍臣鹄立通明殿”,照应诗题“侍宴”。写侍宴的群臣像鸿鹄一样,引颈肃立,宫殿满堂生辉,气氛庄严而祥和。此时,群臣们静立恭候皇帝驾临,但诗人此时已犹如置身仙境、浮想联翩。“鹄”,一说指天鹅,一说为鹤。这里应理解为鹤。因为不仅鹤立与鹄立是同义词,而且更重要的是释成鹤更增强了仙界的气氛。鹤在古人看来是仙鸟,称为仙鹤,认为它们是神仙的座骑。在诗人眼中,此时群臣们像仙鹤一样引颈挺立,静待主人的骑乘。“通明殿”,表面上指举行宴会的宫殿灯火通明,金碧辉煌,而实际双关天上玉帝的宫殿。“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透彻,故为通明殿。” (宋代王十朋注引《敦误明星保留传》)典故的妙用,更增添了仙界气氛。
末尾“一朵红云捧五星”突出画面的主题:像朵朵红云烘托朝阳一样,身着红袍的侍臣们簇拥着皇帝,场面热烈壮观。这本是指皇帝驾临筵席,但诗人夸张地写成在玉阶紫殿上,红霞千朵,金光万道,簇拥着天上至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出现。可见,诗人早已感到置身于仙境,水到渠成地产生了这种幻象。
此诗写作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层层铺垫,节节拔高,使仙界气氛越来越强。表现在与仙境直接相关的字眼越来越多。首句的淡月疏星与建章都是实写,但只用了一个“绕”字,便创造出了仙界的气氛。二句用了“仙风”两字。三句用了“鹄立通明殿”五字。而第四句则是七字。这样,层层叠加铺垫,让仙境更加美妙空幻。
第二,实景虚写,虚景实写。首句本是实写所见之景,但用了“疏”、“淡”、“绕”等形象不具体的飘忽的字眼,所以造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而尾句写诗人对皇帝出现场面的幻觉联想,是个虚景,但用了范围明确如“一朵”,色彩鲜明如“红”、 “玉”等字眼,反倒显得很具体可感。
此诗虽写颂扬皇家之辞,但十分得体,有君臣之仪,无阿谀之意。全诗设境肃穆隆重,明朗壮美,语言自然而形象,如身临其境,见到了宋王朝升平时期的一次皇家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