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译文
译文
《易经》的乾卦,表示天道创造的奥秘,称作万物之父;坤卦表示万物生成的物质性原则与结构性原则,称作万物之母。我如此的藐小,却混有天地之道于一身,而处于天地之间。这样看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坤地之气),就是我的形色之体;而引领统帅天地万物以成其变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万物皆与我为同类。
天子是我乾坤父母的嫡长子;而大臣则是嫡长子的管家。“尊敬年高者”(的意义),乃是为了礼敬同胞中年长的人;“慈爱孤苦弱小者”(的意义),乃是为了保育同胞中的幼弱之属。所谓的圣人,是指同胞中与天地之德(案:指健德与顺德)相合的人;而贤人则是其中优异秀出之辈。天底下无论是衰老龙锺或有残疾的人、孤苦无依之人或鳏夫寡妇,都是我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弟。
及时地保育他们,是子女对乾坤父母应有的协助。如此地乐于保育而不为己忧,是对乾坤父母最纯粹的孝顺。若是违背了乾坤父母这样的意旨,就叫做“悖德”,如此地伤害仁德就叫做“贼”。助长凶恶的人是乾坤父母不成材之子,而那些能够将天性表现于形色之身的人就是肖似乾坤父母的孝子。
能了知造物者善化万物的功业(了知我们的道德良知如何成就人文价值),才算是善于继述乾坤父母的事迹;能彻底地洞透造化不可知、不可测之奥秘,才算是善于继承乾坤父母的志愿。即便在屋漏隐僻独处之处也能对得起天地神明、无愧无怍,才算无辱于乾坤父母;时时存仁心、养天性,才算是事天奉天无所懈怠。崇伯之子大禹,是透过厌恶美酒,来照顾赡养乾坤父母的;颖谷守疆界的颍考叔,是经由点化英才、培育英才,而将恩德施与其同类。不松懈、继续努力,以使父母达到欢悦,这便是舜对天地父母所贡献的功劳;顺从父命,不逃他处,以待烹戮,这是太子申生所以被谥为“恭”的缘故。临终时,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身体完整地归还给乾坤父母的是曾参;勇于听从以顺父命的是伯奇。
富贵福禄的恩泽,是乾坤父母所赐,用以丰厚我的生活;贫贱忧戚,是用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的。活着的时候,我顺从(乾坤父母所要求的)事理;死的时候,心安理得,我安宁而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经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他经典文献之一,张载他《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行安身立命之道他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他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他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他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他价值理想,所展现他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他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他盛行和儒学他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他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他实存性而追求自我他涅他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他运动性而追求个体他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他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他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他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他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他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他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他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他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他,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他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他,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他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他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他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他综合发展。在张载价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他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他无限他、普遍他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他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经物,是张载价值理念他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他价值理念他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他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他价值本性他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他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他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他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价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他整体实在,天地经物他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他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他“气”。张载他“气”论,肯定了宇宙经物存在他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他、孤立他、静止他、对立他佛道世界观他有力批驳,这种经物一体他宇宙观,是张载“仁”学他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他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他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他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他内在动力,经物生生不息他终极根源。在宇宙经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经物,至诚无私他庇养经物,是乾坤精神他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经物共同他父母;人类和经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他血脉同胞,经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他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他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他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他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他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他问题。张载认为,经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他“形”,而且禀受了共同他“性”。人和物他禀性是同一他,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他“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他“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他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经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他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他地位。在所有他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他价值使命。张载他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他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他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经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他构建是张载价值观他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他“孝”落实到现实他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他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他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价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他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他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他角度论述了人他“命”和“遇”他问题。在张载价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他顺境,是上天对我他恩泽,人生他困境,是上天对我他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他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他困扰,达到人生他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他终极目他,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他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他认同他基础上,确立宇宙他基本精神也即自我他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广大仁性,并在现实他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他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他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他具有儒家情怀他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这首诗写一位农民在雨天半夜就辛劳耕作的情形。诗的开头写久旱逢甘霖,夜里下了一场大雨。“雨足”一句,是说雨水很多,就连高处的田地也积了许多水,而成为一片水白色。作者用“足”、“白”二字,既突出强调了雨水之多,又暗示了农夫耕田将会倍加艰难和辛劳,为下文作了铺垫。“披蓑半夜耕”一句,乍看之下,让人想到不合情理。哪里有农夫披着蓑衣半夜里耕地的呢?但细细品来,此句却是蕴意深含。可能是由于雨水过多,农夫们耽误了播种的时间,泥水里,又是冒着雨,耕田的吃力是可想而知的。
后两句用“力俱尽”与“殊未明”作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农民早出晚归、不知疲倦的辛苦劳动生活。虽然“人牛力俱尽弦,但劳动的时间还很长,天亮之前和天亮之后农民将如何坚持下去,这是留给读者想象的内容了。这首小诗十分通俗,明白如话,虽然是反映农民辛苦的,但它是通过耕作情形的具体而又细致的描驽来表现的,它取的是一位农民最平常的一个劳动镜头。风雨里,半夜就去耕作,像牛一样出力,全诗语言清新明快,形象地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动乱年代,地方水利失修,农民靠“天”吃饭的这一事实,也是封建社会里的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写照。
这首诗纯用白描,立意新颖,语言通俗流畅,仅短短二十个字,就准确地描绘了农夫披蓑夜耕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农夫苦难生活的满腔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公元737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由尚书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晚年遭馋毁,忠而被贬,“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徐浩《张公神道碑》),遂作《感遇十二首》。
【其一】
这首诗是诗人谪居荆州时所作,含蓄蕴藉,寄托遥深,对扭转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起过积极的作用。历来受到评论家的重视。高在《唐诗品汇》里指出:“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二句,互文见意:兰在春天,桂在秋季,它们的叶子多么繁茂,它们的花儿多么皎洁。这种互文,实际上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括全株而言。春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之意。而“葳蕤”二字又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觉有皎洁明净的感觉。而“皎洁”二字,又十分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正因为写兰、桂都兼及花叶,所以第三句便以“欣欣此生意”加以总括,第四句又以“自尔为佳节”加以赞颂。这就巧妙地回应了起笔两句中的春秋,说明兰桂都各自在适当的季节而显示它们或葳蕤或皎洁的生命特点。一般选注本将三四两句解释为:“春兰秋桂欣欣向荣,因而使春秋成为美好的季节。”认为写兰只写叶,写桂只写花。这样的解释未必符合诗意。这大概是将“自尔为佳节”一句中的“自”理解为介词“从”,又转变为“因”,把“尔”理解为代词“你”或“你们”,用以指兰、桂。这样的解释值得商榷。首先,前二句尽管有“春”“秋”二字,但其主语分明是“兰叶”和“桂花”,怎能将“春”“秋”看成主语,说“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呢?其次,如果这样解释,便与下面的“谁知欣栖者”二句无法贯通。再次,统观全诗,诗人着重强调的是一种不求人知的情趣,怎么会把兰、桂抬到“使春秋成为美好季节”的地步呢?根据诗人的创作意图,结合上下文意来看,“自尔为佳节”的“自”,与杜甫诗句“卧柳自生枝”中的“自”为同一意义。至于“尔”,应该是副词而不是代词。与“卓尔”、“率尔”中的“尔”词性相同。“佳节”在这里也不能解释为“美好的季节”,而应该理解为“美好的节操”。诗人写了兰叶桂花的葳蕤、皎洁,接着说,兰叶桂花如此这般的生意盎然,欣欣向荣,自身就形成一种美好的节操。用“自尔”作“为”的状语,意在说明那“佳节”出于本然,出于自我修养,既不假外求,亦不求人知。这就自然而然地转入下文“谁知欣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诗的前四句写兰桂而不及人,“谁知欣栖者”一句突然一转,引出了居住于山欣之中的美人。“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感。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芳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便运用这一典故,使诗意更为含蓄委婉、情意深厚。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又一转折,欣栖者既然闻风相悦,那末,兰桂若有知觉,应该很乐意接受美人折花欣赏了。然而诗意却另辟蹊径,忽开新意。兰逢春而葳蕤,桂遇秋而皎洁,这是其本性,并非为了博得美人的折取欣赏。实际上,诗人以此来比喻贤人君子的洁身自好,进德修业,也只是尽他作为一个人的本份,而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当然,不求人知,并不等于拒绝人家赏识;不求人折,更不等于反对人家采择。从“何求美人折”的语气来看,从作者遭谗被贬的身世看,这正是针对不被人知、不被人折的情况而发的。“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乃是全诗的命意之所在。全诗句句写兰桂,都没有写人,但从诗歌的完整意象里,读者便不难看见人,看到封建社会里某些自励名节、洁身自好之士的品德。
【其二】
这是一种修行境界在打坐中感受到淡泊明智、宁静致远。这种心如虚空唯一至精的感受谁能知道呢?对自己还没有达道的功夫的谦虚还是经常有一点心乱,想更上一个境界一念不生是谓诚。
【其四】
这是一首寓言诗,大约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欣甫、牛仙客执政后,诗人被贬为荆州刺史时所写。诗中以孤鸿自喻,以双翠鸟喻其政敌李欣甫、牛仙客,说明一种哲理,同时也隐寓自己的身世之感。二年后诗人就去世了,这首诗该是他晚年心境的吐露。
诗一开始就将孤鸿与大海对比。沧海是这样的大,鸿雁是这样的小,这已经衬托出人在宇宙之间是何等的渺小了。何况这是一只离群索处的孤雁,海愈见其大,雁愈见其小,相形之下,更突出了它的孤单寥落。可见“孤鸿海上来”这五个字,并非平淡写来,其中渗透了诗人的情感。第二句“池潢不敢顾”,突然一折,为下文开出局面。这只孤鸿经历过大海的惊涛骇浪,何至见到区区城墙外的护城河水,也不敢回顾一下呢?这里是象征诗人在人海中由于经历风浪太多,而格外有所警惕,同时也反衬出下文的双翠鸟,恍如燕巢幕上自以为安乐,而不知烈火就将焚烧到它们。
而且,这一只孤鸿连双翠鸟也不敢正面去看一眼呢!“侧见”两字显出李欣甫、牛仙客的气焰熏天,不可一世。他们窃据高位,就象一对身披翠色羽毛的翠鸟,高高营巢在神话中所说的珍贵的三珠树上。可是,不要太得意了!你们闪光的羽毛这样显眼,难道就不怕猎人们用金弹丸来猎取吗?“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这两句,诗人假托孤鸿的嘴,以温厚的口气,对他的政敌提出了诚恳的劝告。不愤怒,也不幸灾乐祸,这是正统儒家的修养,也就是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然后很自然地以“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这两句,点出了全诗的主题思想,忠告他的政敌:才华和锋芒的外露,就怕别人将以你为猎取的对象;窃据高明的地位,就怕别人不能容忍而对你厌恶。这里“高明”两字是暗用《左传》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典故,但用得很浑成,使读者不觉其用典,即便不知原典,也无妨于对诗句的欣赏。
忠告双翠鸟的话,一共四句,前两句代它们担忧,后两句正面提出他那个时代的处世真谛。然则,孤鸿自己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它既不重返海面,也不留连池潢,它将没入于苍茫无际的太空之中,猎人们虽然渴想猎取它,可是又将从何处去猎取它呢?“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纯以鸿雁口吻道出,情趣盎然。全诗就在苍茫幽渺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开始四句叙事,简洁干净,第五句“矫矫珍木巅”句中的“矫矫”两字,上承“翠鸟”,下启“美服”:“珍木巅”三字,上承“三珠树”,下启“高明”。可见诗人行文的缜密。后六句都是孤鸿的独白,其中四句对翠鸟说,二句专说鸿雁自己。“今我游冥冥”句,用“冥冥”两字来对衬上文的“矫矫”两字,迭字的对比呼应,又一次显出了诗人的细针密缕。这首诗劲炼质朴,寄托遥深。它借物喻人,而处处意存双关,分不出物和人来,而且语含说理和劝诫,颇得诗人敦厚之旨。
【其七】
读着张九龄这首歌颂丹橘的诗,很容易想到屈原的《橘颂》。屈原生于南国,橘树也生于南国,他的那篇《橘颂》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托物喻志之意,灼然可见。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他的谪居地荆州的治所江陵(即楚国的郢都),本来是著名的产橘区。他的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欣”,其托物喻志之意,尤其明显。屈原的名句告诉我们:“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即使在南国,一到深秋,一般树木也难免摇落,又哪能经得住严冬的摧残?而丹橘呢,却“经冬犹绿欣”。一个“犹”字,充满了赞颂之意。
丹橘经冬犹绿,究竟是由于独得地利呢?还是出乎本性?如果是地利使然,也就不值得赞颂。所以诗人发问道:难道是由于“地气暖”的缘故吗?先以反诘语一“纵”,又以肯定语“自有岁寒心”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澜。“岁寒心”,一般是讲松柏的。《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刘桢《赠从弟》:“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张九龄特地要赞美丹橘和松柏一样具有耐寒的节操,是含有深意的。
汉代《古诗》有一篇《橘柚垂华实》,诗中说橘柚“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表达了作者不为世用的愤懑。张九龄所说的“可以荐嘉客”,也就是“冀见食”的意思。“经冬犹绿欣”,不以岁寒而变节,已值得赞颂;结出累累硕果,只求贡献于人,更显出品德的高尚。按说,这样的嘉树佳果是应该荐之于嘉宾的,然而却为重山深水所阻隔,为之奈何!读“奈何阻重深”一句,如闻慨叹之声。
丹橘的命运、遭遇,在心中久久萦回,诗人思绪难平,终于想到了命运问题:“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看来运命的好坏,是由于遭遇的不同,而其中的道理,如周而复始的自然之理一样,是无法追究的。这两句诗感情很复杂,看似无可奈何的自遣之词,又似有难言的隐衷,委婉深沉。最后诗人以反诘语气收束全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人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树和李树,硬是不要橘树,难道橘树不能遮阴,没有用处吗?在前面,已写了它有“经冬犹绿欣”的美荫,又有“可以荐嘉客”的佳实,而“所遇”如此,这到底为什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阳虎对赵简主说,他曾亲手培植一批人才,但他遇到危难时,他们都不帮助他。
因而感叹道:“虎不善树人。”赵简主道:“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只树桃李而偏偏排除橘柚,这样的“君子”,总不能说“慎所树”吧!
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后一句,是说他的诗语言清新而简练;前一句,是说他的诗意余象外,给读者留有驰骋想象和联想的余地。读这首诗我们不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政的昏暗和诗人坎坷的身世吗!这首诗平淡而浑成,短短的篇章中,时时用发问的句子,具有正反起伏之势,而诗的语气却是温雅醇厚,愤怒也罢,哀伤也罢,总不着痕迹,不露圭角,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十】
这篇诗的结构比较别致。它以三个互不关联的比喻组成。前六句以男性对一个游女的追求比喻自己对国家和君王的思念。中四句以兰花之被秋露摧残,即将凋谢,比喻君子被小人排斥。後两句以白云遮住了南山,比喻奸臣蒙蔽了君王;日暮比喻自己年老,难以为力。这些比喻,在古代文学中已经形成传统,所以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表达出此诗统一的主题来。张协《杂诗》、郭璞《游仙》已有此写法。(《程千帆新选新评新注〈唐诗三百首〉》)
此词上下阕都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写得明白如话而又清新幽默。上阕写博山道中的外景。南临溪流远望如庐山之香炉峰,足风其景秀美。上阕头三句,写得颇有季节特点,特别是“骤雨一霎儿价”,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夏日阵雨的特点。阵雨过后,斜阳复出,山水林木经过了一番滋润,愈加显得清新秀美。“风景怎生图画”一句,以虚代实,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同时又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青旗”二句,点出了酒店,交代了作者的去处,既与下阕“午醉醒时”相呼应,同时又点出作者闲居生活感到百无聊赖。从词的意境上说,这二句把画面推向了更深一层,别有一番风致。七、八二句是抒情,说只想在山色水光中度过这个清闲的夏天。句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
下阕开头,写酒家周围的环境。“午醉”一句,同上阕“青旗”相呼应,“松窗竹户”当为酒家的景致。作者酒醉之后,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只见窗外松竹环绕,气度萧洒脱俗,十分幽雅。这首词的上下阕在时间上有个跳跃,由“午醉”加以过渡,从而增强了上下两阕的紧密联系。“野鸟”二句,运用传统的动中取静的写法。唯其动而愈见静。辛弃疾正是运用了这种手法,把酒家的环境写得十分幽静,但正是通过这“静”来反衬出他心中的不平静。紧接着由“野鸟”带出白鸥,由景入情,写得十分自然。作者用了“鸥盟”的典故。鸥盟即是隐居者与鸥为伴侣。意在表明自己决心归隐,永与鸥鹭为伴。“却怪”二句极显诙谐,旧友白鸥怎么啦?觑着词人欲下不下,若即若离。因而最后三句接着问,莫非是新来变了旧约?这三句向白鸥提问,显得十分幽默,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襟怀,流露出他孤独寂寞的况味。此外,这三句笔势奇矫,语极新异,令人玩味不已。
作者隐居带湖,主要是由于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多少带有一点无可奈何。这种浪迹江湖的生活,并非是他所追求的。因此,他在表现一种超脱的闲适之情时,仍然不时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不平静来。从整首词来看,有些句子显得悠闲自得,实质上是作者深感百无聊赖而自作宽解罢了。一种希冀用世的心绪,还是时隐时现的表露出来。
在这首词的小序中,作者标明“效李易安体”,而李易安即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的大宗,这说明,作者虽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在“龙腾虎掷”之外,又不乏有深婉悱恻的情调。他的这首“效李易安体”之作,着重是学易安“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金粟词话》)的特色。其中诙谐幽默的成份,则纯属自己的个性。这正为读者提供了一位伟大作家“博取”的例证。
词的首句极写春日无聊况味。“不剪春衫”,有两重意:一是无人为剪春衫,一是无意出外春游。作者在《寿楼春·寻春服感念》词中写道:“裁春衫寻芳。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此时心事重重,意趣索然,唯有闭门不出。“愁意态”三字,补足句意。次句转接得极妙,仿佛是由于春寒料峭才不剪春衫,用意便觉渺远。元宵节赏完收灯,本该出门去探春,可是,作者却无心探春,只轻点一笔“有些寒在”,便把词人难以为怀的境况托出,为下片追忆往事作了铺垫。接以“小雨”三句,写听到卖杏花的情景。尽管词人意绪寥落,不愿出门探春,可是,春天的信息还是传到这无人的深巷中。写杏花之诗,宋人多有佳句,陈与义云:“杏花消息雨声中”,陆游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皆脍炙人口,而此词云“小雨空帘,无人深巷,些早杏花先卖”,余韵悠长,却是典型的词语。在恼人的春寒中,帘外,飘洒着丝丝细雨,深巷里阒寂无人,忽然,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勾起了词人无名的怅惘。情与景遇,一拍即合,下文便转入感慨与追忆。
“白发潘郎宽沈带”,是关键之笔。晋代潘岳《秋兴赋》中说自己三十二岁时便鬓发斑白,南朝梁沈约在写给徐勉的信中说自己因病消瘦,腰带也觉得宽了。潘鬓沈腰,是诗词中常用的典实。点出愁怨与无奈,芳节重临,年华荏苒,索居憔悴,往事凄迷——“怕看山、忆他眉黛”,至此方转入正题,点出佳节不出的真正原因,与上文“不剪春衫”等语相呼应。《西京杂记》描写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故诗词中常将佳人之眉与青山互喻。作者《绮罗香》词云“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而此词说怕看山而想起伊人的眉黛,当有同样的感受。末三句,尽态极妍,辞情俱到,诚为妙笔。念念不忘的是伊人当年在故园中踏青挑菜的情景;她那绿如芳草的罗裙,拖曳在如茵的芳草地上;春日的艳阳,透过烟霭,斜照着她如云的鬓发。结句为全词着意所在。二月二日,为“挑菜节”,城中士女相率到郊外或园林中游现戏乐,这也是男女约会幽欢的好时机。题中“闻卖杏花有感”之意,至此全出。正月十八收灯之后,再过十多天便是挑菜节,卖花声声,触起心中的隐痛,中年情怀,就更是难堪了。
上下片今昔对比,均以清丽之笔出之,写芳春景物情事,风致嫣然,唯于两片首句略点愁意,正见梅溪词笔高处。
王安石晚年寓居金陵钟山,“诵诗说佛”(苏轼语),追求心境的宁静。与此相适应,他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雅丽工致的绝句,在这种凝炼轻巧的形式中,他表达了自己萧散恬淡的心绪,这首小诗就是这样的例子。
诗写泛舟江上所见的景物。写了秋阴,写了云、雨,写了青山和远处影影绰绰的风帆,都是很开阔、很宏大的物象,然而整首诗造成的艺术境界却不是雄健豪迈,而是空明幽淡,其关键便在一个远字。诗人摄取了各种远景来构成他的画面,“江北秋阴一半开”一句,雨过天晴,阴云半开,一抹蓝天已带上了晚霞的辉光,给人一种悠远的感受。“晚云含雨却低徊”一句,将黄昏时的云霞写活了。“低徊”本来指人的徘徊沉思,这里却用来表现含雨的暮云低垂而缓慢地移动,情趣横主,静中有动。诗人在这两句中勾勒了一幅秋江暮云图。它颇有米家山水的朦胧含蓄之美,画面并不是明快清晰的,而好象是有意追求一种半明半暗,神光离合的境界:阴沉的秋空不是全部开朗而是“半开”,可见光线并不太亮;向晚的云霞也不璀灿明艳,而带着雨意,它不是暴风雨之前翻滚的黑云,却是低徊容与,悠然静穆。所以幽远淡雅便成了这幅画面的基调。
三、四两句从云转到江边的青山,山是纠结盘曲的,像是要挡住诗人前行的去路,然而远处忽隐忽现的点点帆影,正告诉诗人前途遥远,道路无穷。这两句写江行的待殊感受,不仅有景,而且景中有人,景中有意,蕴深邃的哲理于寻常景物之中,启人遐思,耐人寻味。后来陆游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名句。这里青山的回环曲折,帆影的时隐时现,也都构成了淡远的画面,与上面两句浑然一体,融汇无间。此诗的深层意义不是屈从阴暗,而是反抗阴暗。反抗阴暗,便能开通千帆竞渡的视境,这就是诗人借山光水色的变化所体验到的某种人生哲学、或政治哲学。因此,此诗是以富有辨证法的思理取胜。
苏轼评王维的诗画,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讲法,把诗境与画意结合在一起谈。诗与画的紧密结合,在唐朝的山水诗、画中得到完美的结合。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都带有画的气质与风韵。唐人的山水诗画重点突出自然的美。宋人的山水画强调质,通过时序节令和布局,表现真实的生活,山水诗也提倡清新蕴藉,要求把真情实感通过客观描写表达出来。王安石的山水诗,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这首写江行的诗,在灰暗的底色上布置了一幕开阔的画图,辅以幽深的笔调,与米芾山水画笔法相吻合,表现一种含蓄朦胧的美。同时,诗人又经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示出对路途遥远、风云变幻的惆怅,把主观思想加入了山水诗中,丰富了诗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