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相思词，是一首感春怀人之作，主要描写词人对两位红颜知己的思念之情。词人寓居他乡后在春日重返京城，因为思念以往青楼的两位情人，便前往探望叙旧，谁知寻人不遇，两位红颜知己不知为何搬离了住处，已经杳无音信了。词人心中的怅惘和凄凉无以言表，只好写下这首词，以抒发感怀。
词的上片描绘了京都的明媚春光，笔调活泼灵动。词由写景起笔。“花隔铜壶，露晞金掌”二句描绘了鲜花盛开、露水初干的晨景。“都门十二清晓”总束前两句，并交代了特定的地点、时间和人物感受。以暮春晨光抒发诗人了对美景的热爱以及愉快的心情。
词的片转而写对昔日两位红颜知己的相思，“思念”二字承上启下，词意由春景转为感春怀人。“秦楼彩风”、“楚观朝云”点出了所思之人，“往昔曾迷歌笑”则写出了自己沉浸在妓家酒寮的浪荡生涯。一个“迷”字，用笔略无含蓄，与其说是在忆旧，不如说是怀念与歌妓们欢聚的美好时光。惟其如此，也才有下面的两句：“别来岁久，偶忆欢盟重到。”读至此，也许有人会说柳永格调不高，也许有人觉得柳永愿望卑微。柳永作为一性情中人，现实生活没有给他回馈，与歌妓的那份感情与回忆固然美好，但一切都已逝去。“人面桃花”句就是借唐崔护清明访女子不见，题诗门扉的典故，表达了桃花依旧，未知人在何处的寂寞、感伤。“桃花”回应上片的春景，似实而虚，似虚而实，用典而不着痕迹。煞拍二句，感情又进一层，“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传达出诗人的孤独、无奈、绝望。词尾以“凄凉怀抱”结束全词，耐人寻味：词人是为美景不常在以及年华逝去而伤怀，或许也因联想到自己飘零江湖、客居他乡而更觉失意怅然，顿觉人生苍凉，自感身世凄凉。
这首词的叙事风格直接简单，是柳永惯用的方式，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但文字却清新雅致，耐人寻味，并无浅薄之气，此词前半写媚人的春光，笔调轻灵；后半因感春而怀人，笔调渐渐凝重，尤其“人面桃花”数句情真意浓，有无限的感伤和绝望，极动人。
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皆在“撰录艳歌”，徐本人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作者，故后多以玉台体指言情纤艳之作。权德舆此诗标明“玉台体”，也是此类诗作。但他写得感情真挚，朴素含蓄，可谓俗不伤雅，乐而不淫。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两种喜兆接连出现。
“昨夜裙带解，今朝蝽子飞。”前句写这位女子昨夜裙带自解，后旬写今天早上这女子又看见长脚的蜘蛛飞来了。裙带自解是夫归之兆，蟢子飞也是喜兆，于是这女人满心欢喜，认为丈夫真的要回来了。蟢子飞，据刘勰《新论》：“野人见蟢子飞，以为有喜乐之瑞。”诗人通过对两种喜兆的描写，把小女子那种急切、思念、惊喜的复杂心理展现得极为生动、传神，让人玩味。
诗的后两句写女子对喜兆的反应。
“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铅华，脂粉。莫是，莫不是。句意为：赶紧涂脂抹粉打扮一下吧，恐怕丈夫真的要回来了。藁砧，即稿砧，是丈夫的隐称。周祈《名义考》卷五：“古有罪者，席稿伏于椹(帖)上，用鈇斩之。言稿椹则言铁矣，鈇与夫同音，故隐语稿椹为夫也。”这女子见喜兆后的激动心态在诗人的笔下表现得是多么细致入微。
然而这女子的丈夫回来没有？喜兆有没有应验？这位女子最终是欢喜还是失望?诗中并没有交代。诗人只是抓住了这女子思夫的一瞬间进行渲染，把这女子的思夫之情含蓄地表达出来，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未尽之意读者自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联想。
这首诗，文字质朴无华，但感情却表现得细致入微。象“裙带解”、“蟢子飞”，这都是些引不起一般人注意的小事，但却荡起了女主人公心灵上无法平静的涟漪。诗又写得含蓄而耐人寻味。丈夫出门后，女主人公的处境、心思、生活情态如何，作者都未作说明，但从“铅华不可弃”的心理独白中，便有一个“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通篇描摹心理，用语切合主人公的身分、情态，仿旧体而又别开生面。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微贱的劳苦者在行役途中感叹自己命运的漂浮不定，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坚持下去，盼望有一只援助之手来拉他一把，从而继续走着漫长而艰辛的行旅之路。
其实正可把这位劳苦者的境遇看作是我们的人生之旅的一个缩影，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从生到死，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过程。谁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谁不可能漂浮不定？谁不渴望上天之手拉自己一把？谁没有感到疲惫得即将倒下得时候？谁没有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倒出路得时候？谁没有痛不欲生、彻底绝望得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乎满世界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得感叹。如果有谁说自己从未有过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 、畏惧、孤独、恐惧、战栗等等，那倒真是匪夷所思得怪事。只要我们还未走到死亡的尽头，就不可能摆脱人生之旅上这一切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
贝多芬曾经大呼：“我要扼住命运得咽喉！”这无疑体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得英雄气概，足以让我们叹为听止，高山仰止。可是真实生活中得我们，有几人能扼住命运得咽喉从而驾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