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这是一首咏写钱江潮的作品，叙写江潮如雷似雪，有声有色，十分壮观。全诗可以分为观潮前与观潮两部分。
诗的前四句写观潮前。“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潮声巨大，犹如雷震，并臣震动百里。首句五个字渲染出江潮的磅礴气势。诗的起句先声夺人，很有力量。“鸣弦暂辍弹”描述县令暂停公务前往观潮，字面上却以“鸣弦辍弹”出之，巧妙地造成以弦声反衬潮声，使读者感到在江潮的巨大声势下，弦声喑哑了。这句暗用孔子弟子宓子贱任单公县县令时，鸣琴不下堂而把县城治理好的典故，称赞颜钱塘善理政。“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写县衙门内连骑涌出，急速赶到江岸上观潮，进一步渲染气氛。
诗的后四句直写观潮的景况。诗人仍不写涨潮，而是以“照日中云迥，浮天渤澥宽。”两句描绘钱塘江潮到来的壮丽景象。但诗人仍不是直接写潮，而用日光、中云、天空、大海烘托。上句以中云迥衬托江潮远远而来，下句借浮天渤澥反映潮的浩阔，充分地表现出大潮澎湃动荡的伟力。接着诗人向读者描绘出涨潮的壮观画面：“惊涛来似雪”，惊涛骇浪排空而来，如万马奔腾，潮水卷起的浪墙似一道突起的雪岭，铺天盖地而来。画面气势宏大，雄奇无比。结句“一坐凛生寒”是又一次衬托，用满座观潮人吓得胆颤心寒，再次对钱江潮这宇宙的奇观进行热烈的赞颂。由于诗人在描写钱江潮时多次运用了烘托的手法，进行反复的渲染，因而获得了直接描摹所难以获得的艺术效果。
一般观潮诗往往只极力描写大潮的雄伟壮丽，而这首诗从人和潮两方面来写。写人主要写听潮，写出观，写待潮，写观潮，写观感，写出了观潮的全过程。写潮用了一虚笔一实笔：虚是“百里闻雷震”，从听的角度写潮声；实是“惊涛来似雪”，正面写大潮的雄奇伟丽。诗一张一弛，张弛有度，在雄浑壮美中显出从容潇洒的气韵。用“雷震”起调，先是一张。二句接着是言“辍”，一弛；三句言“出”，又是一张。四句言“待”，又是一弛。五六两句仿佛与潮无关，完全宕开去，是最大限度的弛。七八句将全诗推向最高潮，是最大限度的张。这首诗利用张弛的原理，高低的变化，写得波澜起伏，动人心魄。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
作品大意写浪迹江湖的诗人，在秋风萧瑟的时节与一位少年相遇。彼此情味相投，但只片刻幸会，随即就分手了。诗人选择相逢又相别的瞬间场面来表现“客恨”，自然地流露出无限的离恨别情，给人以颇深的艺术感染。
诗中的“客恨”不是一般的离愁别恨。这首小诗是借客游抒写作者落拓江湖的“不遇”之感。
客游他乡，忽遇友人，本当使人高兴，但由于彼此同有沦落江湖、政治失意之感，故觉颇多苦恨。尤其在这金风起浪、落叶萧萧的秋天，更容易触动游子的愁肠了。“秋风叶下洞庭波”，是化用《楚辞》“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描绘南方萧索的秋色，借以渲染“客恨”，并非实指。和下文的“夜别淮阴市”一样，都是借意。
诗的前半融情入景，“客恨”的含意还比较含蓄。后半借酒消愁，意思就显露得多了。“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淮阴市”，固然点出话别地点，但主要用意还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这里是暗用淮阴侯韩信的故事。韩信年少未得志时，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贻笑于淮阴一市。而后来却征战沙场，成为西汉百万军中的统帅。温庭筠也是才华出众，素有大志，但因其恃才傲物，终不为世用，只落得身世飘零，颇似少年韩信。故“酒酣夜别淮阴市”句，正寓有以韩信的襟抱期待自己，向昨天的耻辱告别之意。所以最后在高楼对明月，他和少年知音放歌一曲，以壮志共勉，正表达了一种豪放不羁的情怀。
这首诗善于用典寄托怀抱，且不着痕迹，自然地与写景叙事融为一体，因景见情，含蓄隽永。暗用韩信故事来自述怀抱之后，便引出“月照高楼一曲歌”的壮志豪情。“月照高楼”明写分别地点，是景语，也是情语。四个字点染了高歌而别的背景，展现着一种壮丽明朗的景色。它不同于“月上柳梢”的缠绵，也有别于“晓风残月”的悲凉，而是和慷慨高歌的情调相吻合，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豪气。这正是诗人壮志情怀的写照。诗贵有真情。温庭筠多纤丽藻饰之作，而此篇却以峻拔爽朗的面目独标一格，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