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胡应麟说“曲江清而澹”（《诗薮》外编卷四），确实抓住了他的特点。另外张九龄在被贬所作的诗基本上不悲伤，往往充满了对美和理想的憧憬，显示出一种潇洒飘逸的情趣。
此诗首联描绘了树木繁茂、落霞与夕阳交相辉映的春江晚景，色彩艳丽，含蓄地传达出作者喜悦的心情；颔联则直接抒发作者在征路上见到美景时喜出望外的心情；颈联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尾联复写春江景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首联写景，江畔林木茂盛，花儿盛开；天上云朵落日相辉映。景象明丽。虽然化用谢灵运诗句，但是没有谢的玄气和故作高深，非常自然，仿佛信口吟来，令人感到亲切。
三四句用虚笔。征行逢此佳景，惊喜之情顿生。五六句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中间两联路写情而景在其中。落句再补写春江景色，而“眇然“意自见。尾联复写春江景色。结句，以景物收束，余韵不尽，留下了美好的遐想。
胡震亨评论说，张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卷五）。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张九龄确可称为盛唐神韵诗派的开山作家，一出手就区别于六朝清远诗人，为后来的盛唐山水田园派树立了标范。
陈给事即陈京。韩文公早年与陈有旧，可后来，韩文公被贬去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而陈京却因精通礼仪得到了皇帝的欣赏。韩文公经“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后回到京师，可这时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韩文公陷入迷惘的境地，认为陈京是念旧情的，他对自己的漠然完全是对自己不勤于登门的抱怨。
韩愈在信中述写了与陈京交往和疏远的原因，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希望与对方恢复交往，代为引荐。信中处处体现其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之情。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
《醉中赠符载》是一首抒写不得其志的愤懑不平之作。与作者在白社会中“共醉”的符载，字厚之，蜀人，早年隐居庐山，后辟西川节度使幕掌书记，加授监察御史，有集十四卷，今存诗二首。符载是作者的友人，也是诗人，诗友相遇，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添诗思，诗助酒兴，频频把盏，一醉方休，真是吃得好不畅快。“青云”句说明窦庠和符载当时都还没有考中科举，踏入仕途。这一句诗隐约流露出有志未遂的感慨。由此再返观第一句，作者和友人的“共醉”，既有诗友相逢高兴的一面，也不无同怜不遇、借酒消愁的意味。但是，酒毕竟能为人平添许多豪气，作者和友人又都是怀瑾握玉的有才之士，所以，就有了这醉中挥就的壮语惊人的后二句：“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
何等自负自信，自视甚高自命不凡！是自诩，也是许人；是自慰，更是慰人。作者和友人当时都处落魄失意之时，一介书生，书剑飘零，对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世路的坎坷当有十分痛切的感受，白眼如芒在背，冷漠如冰似霜，心中郁积了许多感慨不平之气。“时人莫小”正说明了“时人已小”“时人常小”，即作者和友人常遭“时人”的小看，被“时人”冷落、嘲弄、侮辱。对潦倒的读书人， 目光短浅的世俗之辈往往表现得极为势利，除了不屑一顾的蔑视，毫无同情和尊重可言。而诗人在气质上都是极为敏感的，有才能的人更是每每气盛，当他们的自尊心被深深刺伤，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心理失去平衡的时候，他们便向那些恣意轻漫自己的势利之人发出警告，提请“时人”，不要鼠目寸光，奉劝“时人”眼光放远一点；切莫看不起一池浅水，焉知池中水没有蛟龙潜藏？“算蛟龙终非池中物”，有朝一日风云际会，卧龙一定会得志行时，兴云作雨，潜渊腾天。失意的士子就是浅池中的卧龙。时人，他们明白吗？
世俗之人的势利短见，古今皆然，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性存在。在那些世俗之辈的眼中，只认得“权”和“钱”二物，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第三种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不能福祸他们的读书人，他们向来是最看不惯，也最看不起的。勿庸讳言，他们是社会上一个相当广大的阶层，来自他们的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轻易而随意的卑视伤害，给不遇的士子们的人格心灵上带来极大的痛苦：羞恼、愤懑、不甘、不平，备受精神压抑的读书人恨到极出处，便常常以未来的前程对抗世俗，对“时人”的蔑视报以更高的蔑视，李白诗云：“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杜荀鹤诗云：“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都是出于同一的建立在对自我才能高度自信的基础上，那种企望超脱世俗困境的心态。当士子们一朝得志，金榜高中之后，更是抑制不住一腔兴高采烈之情，向那些曾经蔑视过自己的世俗之辈进行示威性的夸耀：“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看。”（章孝标《及第后寄广陵故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长期郁积的一肚皮龌龊鸟气，终得渲泻净尽，兀的不喜煞人也么哥！虽不免得意忘形，器小易盈之嫌，但这一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不必对其人其诗置以微词。
这的确是这样：“浅处无妨有卧龙”，在不起眼的地方，往往潜藏着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在表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和表象相悖的实质。譬如一池浅水，本无是观，你完全可以对它的存在忽略不顾，但你哪里知道，在你忽而不见之中，无视的不是池水，而是水中卧龙。目光短浅不行，就事论事也不行，重要是展望变化的端睨，看到发展的大趋势。要有穿透底蕴的洞察力和判断未来的预向性。“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天的一茎幼芽，也许就是今后的一株参天大树；现在的一圃幼苗，也许就是今后的岁月里的一片茂密森林；朴素的一句话，也许包含着一个绝对真理；小小的一念，也许会转成伟大的结果；小小的一环，也许是系乎全局的关键所在；数椽茅舍，无碍名士高卧；一池浅水，不妨蛟龙暂栖。对于人们来说，根本的是，要看到表象的背后，要看到“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