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子死孝,为妨死忠,死又何妨”。起笔突兀,如两个擎天大柱。子死于孝,妨死于忠,此二句蕴含儒家思想本原。《易。序卦》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妨。”儒家认为孝之意义在于不忘生命之本源,是道德之根本。忠是孝的延伸,是大孝。德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天祥出使元营被扣留,次日谢太后派宰相贾余庆等赴元营奉降表,天祥即抗节不屈,其《指南录。使北》有诗曰:“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妨。”可见天祥之为妨死忠,并非忠于一家一姓,而是忠于民族祖国。这和儒家讲忠孝,但不主张愚忠、愚孝的思想很契合。人能死孝死忠,大本已立,“死又何妨,”视死如归。以一段震古铄今之绝大议论起笔,下边遂转入盛赞张许。“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妨义缺,谁负刚肠”,四句扇对,笔力精锐。光有三光,月为五岳。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与此文旨意相通。安史乱起,降叛者众,其情痛极。然有张许,堂堂正气,令人振奋。
“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二公,血战睢阳,至死不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张巡每次与叛军交手大呼骂贼,眦裂血面,嚼齿皆碎,奈独木难撑,被攻陷城池,当面痛骂叛军,叛军用刀抉其口。许远是位宽厚长者,貌如其心。最终两人从容就义。张许性格不同而同一节义,仅此两句,该画简练有力。“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肉躯虽死,但精神长存。语意高迈积极,突出张许取义成仁精神。“香”字下得亦好,表达出天祥对二公无限钦仰之情。“后来者,无二公之操,”后来者三字,遂将词情从唐代一笔带至今日,用笔颇为裕如。当宋亡之际,叛国投降者不胜枚举,上自“妨妾佥名谢太清”之谢后,下至贾余庆之流。故天祥感慨深沉如此。“二公之操,百炼之钢”,对仗歇拍,笔力精健。
“人生翕炎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紧承上意,更以绝大议论,衬出儒家人生哲学,和起笔相辉映。翕炎欠意为短促。人生匆匆,转眼即逝,更应当轰轰烈烈做一场为国为民之事业!《易。乾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重生命而不重死,尤重精神生命之自强不息,生生无已。文氏在其文中也多有此意,如《御试策一道》云:“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乃归之不息则久。”在《题戴行可进学篇》云:“君子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抒发自强不息之精神。“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假使当时张许二公贪生怕死,卖国降虏,将受人唾骂,遗臭万年,焉能流芳百世?《孟子。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天祥在此段中对张许二公之赞许正如此意。
“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双庙庙貌幽邃深沉,二公塑像仪容庄严典雅,栩栩如生。又当夕阳西下,寒鸦在枯木间哀婉啼哭。枯木寒鸦夕阳,意味着无限流逝之时间。让世人油然而生人生易老之哀感。天祥却以之写出精神生命之不朽。枯木虽枯,夕阳将夕,自然物象之易衰易变,却可反衬出古庙之依然不改,仪容之栩栩如生,可见世事自有公道,忠妨孝子虽死犹荣。文氏此词重在议论但情寓于景,反衬主题,词情便觉神致超逸,真神来之笔也。“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而对浩然之二公,如有奸雄路过双庙,当愧然自省。结笔寓意深刻,盼横流巨恶,良知应未完全泯灭,有可悟之时。但亦可见其对当时滔滔者天下皆是卖国贼痛愤之巨。
这首词在艺术上也达到很高境界。全词以议论立意,同抒情结体,既有具体形象之美,又有抽象之美。在抒情中蕴含从容娴雅和刚健之美。文中多用对句,句句整齐,笔笔精锐。情景交融,融景入情,极为优美。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评价得那样:“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复、公谨诸公之上。”其论甚为公允。
作者赴任后的一场大雨,给关中饥民带来了希望,滋润了久旱的土地,唤醒了焦枯的禾苗,万象更新,大地又充满了生机。这一切,都使作者兴奋不已。曲子起首就写作者沉浸在这种欣喜如狂的巨大喜悦中。但是,这场大雨,虽然减轻了旱魔的威胁,却无法抹去作者心头沉重的阴影。面对这“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流民,对关心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员来说,依然是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狂喜之后,作者转入无限的焦虑之中。
在饥民的痛苦声中,作者不免寄希望于虚幻。曲中说道:“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这个愿望自然是美好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美好的愿望,只能是幻想。幻想破灭之后,跟着而来的是更大的失望和自谴:“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想到这里,作者几乎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尽管如此,久旱逢甘霖,毕竟是可喜的事情。眼望着滂沱而下的大雨,作者的喜悦之情再度升起,在曲子尾声,这种欢悦的情绪达到了极点。他和所有的灾民一样,诚心感谢上天的辅助,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降雨,在作者看来是青天有眼,是正义和慈爱的恢复,因此,作者希望大雨能连绵不绝地下下去,以洗清人间的灾苦。然而,人民已受过的苦难,那种亲戚鱼肉,父子相离的生活惨景是永远也抹不掉的。况且大劫之后侥幸活下来的灾民,依然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因此,末尾“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一句,看似平淡,实有千钧雷霆之势。它包含了作者无限的悲伤,暴露了当时现实的黑暗。
曲题为“喜雨”,但在“喜”的同时,处处夹杂着悲愤的哀鸣,这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决定的。悲和喜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情绪就在激昂愤慨的基调中统一在一个乐章里。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遇赦,回到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这首诗。
诗人首先描写岳阳楼四周的宏丽景色:“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岳阳,这里是指天岳山之南一带。天岳山又名巴陵山,在岳阳县西南。登上岳阳楼,远望天岳山南面一带,无边景色尽收眼底。江水流向茫茫远方,洞庭湖面浩荡开阔,汪洋无际。这是从楼的高处俯瞰周围的远景。站得高,望得远,“岳阳尽”、“川迥”、“洞庭开”,这一“尽”、一“迥”、一“开”的渺远辽阔的景色,形象地表明诗人立足点之高。这是一种旁敲侧击的衬托手法,不正面写楼高而楼高已自见。
李白这时候正遇赦,心情轻快,眼前景物也显得有情有意,和诗人分享着欢乐和喜悦:“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诗人笔下的自然万物好像被赋予生命,雁儿高飞,带走了诗人忧愁苦闷之心;月出山口,仿佛是君山衔来了团圆美好之月。“雁引愁心去”,《文苑英华》作“雁别秋江去”。后者只是写雁儿冷漠地离别秋江飞去,缺乏感情色彩,远不如前者用拟人化手法写雁儿懂得人情,带走愁心,并与下句君山有意“衔好月来”互相对仗、映衬,从而使形象显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山衔好月来”一句,想象新颖,有独创性,着一“衔”字而境界全出,写得诡谲纵逸,诙谐风趣。
诗人兴致勃勃,幻想联翩,恍如置身仙境:“云间引下榻,天上接行杯。”在岳阳楼上住宿、饮酒,仿佛在天上云间一般。这里又用衬托手法写楼高,夸张地形容其高耸入云的状态。这似乎是醉眼蒙眬中的幻景。诗人是有些醉意了:“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楼高风急,高处不胜寒。醉后凉风四起,着笔仍在写楼高。凉风习习吹人,衣袖翩翩飘舞,仪表潇洒自如,情调舒展流畅,态度超脱豁达,豪情逸志,溢于言表。收笔写得气韵生动,蕴藏着浓厚的生活情趣。
整首诗运用陪衬、烘托和夸张的手法,没有一句正面直接描写楼高,句句从俯视纵观岳阳楼周围景物的渺远、开阔、高耸等情状落笔,却无处不显出楼高,不露斧凿痕迹,自然浑成,巧夺天工。
这首诗是白居易时为周至尉趋府作。
诗人在府门前看到一节莲花,莲花花枝惨败,前八句景物描写,描写了莲花的惨白景象,第九句和第十句,引出议论和感叹,同时也起到转折的作用——“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第十一句和十二局借物抒情,“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生存的地点不是好地方,表达白居易对现状和当下环境的不满。
第十三句和十四句则其到衬托的作用,也是借物抒情的笔法,用莲花曾经在溪中的美好时光表达自己对过去生活的缅怀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今年不得地, 憔悴府门前。”诗人感觉自己与莲花命运相同。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