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词的上片“百五佳期过也未”，清明寒食时节，柳絮千条，阴雨霏霏，更容易惹出愁绪万端。然而今年更是不同，词人所遇之事，使他更平添愁绪百倍。词的上片徐徐写出事情根由，接着描写军笳声起，催动千骑，然而这千万铁骑却并非去浴血疆场，而是调防。词人原任两广总督，直接负责查禁洋船，禁毁鸦片事。后清廷将他调任两江总督，由林则徐继任其职。“看珠澥盈盈分两地”即指这件事。一条珠江，竟将两人隔离两地。尽管林则徐是词人好友，且又是禁烟骁将，但自已失去了与帝国主义对垒、失去了为国家、人民效力的机会，总不免心中万分惆怅，不免对朝廷不满。词中连用两个问句：“君住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表现了这种强烈情绪。词人由于这种恼人的复杂情绪萦绕于怀，以至连时日都搞不清楚，不知“百五佳期过也未”了。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词人对国事的感叹。“召缓征和医并至”，这是暗喻当时朝廷忽而想和，忽而想战，举棋不定的状况。当时朝廷大臣琦善、伊里布之流十分害怕英帝国主义的武力，极力主和，而朝廷则在战和之间拿不定主意，就如病笃乱投医，忽而请这个医生医治，忽而请那个医生医治，莫哀一是。朝廷如此，词人“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以国事为己任，这是沉重的担子。然而这个担子倒是好担，就是朝廷不允许他来担这担子，唯留下沉重的“愁”字，却叫词人感到难以担起，只有将这满腔国愁留于心底。既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欲望要去担当国事的重任，然而却为朝廷所不允许，词人的心境可想而知。于是在词的结尾，词人不由自主地发出“心应碎”的喊声。结句和上片结束处的句式完全一样，这当然是词牌所规定的，但词人有意将词语和句意重复，造成反复、强调的效果，这却又是表现内容的需要了。去留两依依，词人与林则徐之所以两愁相对，正由于他们都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忧心如焚；正因为他们眼见朝廷的暖昧态度，感到国事渐不可为而哀伤至切。
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除“召缓征和医并至”是唯一用典处，其余都明白如家常语，读来丝毫不觉隔膜。词写忧愁意绪却不使人感到消沉，表现的是热血男儿之愁，因此充满阳刚之气，即使愁也显得激烈，即使愁也显得豪壮，也能催发人的悲愤激昂之气。
《可叹》，其实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全唐诗》中这样介绍他：“王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甚敬之，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王季友在贫困孤苦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离弃他的柳氏后来又回到他身边。这样跌宕起落的人生，使杜甫大为感叹。《可叹》一诗中，对王季友的故事作了生动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