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用自然流畅的语言写出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春色，格调清新，意境明丽，表达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愉快心情。
诗一开始，就从大处着墨，描绘出在初春灿烂阳光的照耀下，浣花溪一带明净绚丽的春景，用笔简洁而色彩浓艳。“迟日”即春日，语出《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这里用以突出初春的阳光，以统摄全篇。同时用一“丽”字点染“江山”，表现了春日阳光普照，四野青绿，溪水映日的秀丽景色。这虽是粗笔勾画，笔底却是春光骀荡。
“春风花草香”诗人进一步以和煦的春风，初放的百花，如茵的芳草，浓郁的芳香来展现明媚的大好春光。因为诗人把春风、花草及其散发的馨香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所以通过联想，可以有惠风和畅、百花竞放、风送花香的感受，收到如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在明丽阔远的图景之上，三、四两句转向具体而生动的初春景物描绘。
“泥融飞燕子”诗人选择初春最常见，也是最具有特征性的动态景物来勾画。春暖花开，泥融土湿，秋去春归的燕子，正繁忙地飞来飞去，衔泥筑巢。这生动的描写，使画面更加充满勃勃生机，春意盎然，还有一种动态美。杜甫对燕子的观察十分细致，“泥融”紧扣首句，因春回大地，阳光普照才“泥融”；紫燕新归，衔泥做巢而不停地飞翔，显出一番春意闹的情状。
“沙暖睡鸳鸯”是勾勒静态景物。春日冲融，日丽沙暖，鸳鸯也要享受这春天的温暖，在溪边的沙洲上静睡不动。这也和首句紧相照应，因为“迟日”才沙暖，沙暖才引来成双成对的鸳鸯出水，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是那样悠然自适。从景物的描写来看，和第三句动态的飞燕相对照，动静相间，相映成趣。这两句以工笔细描衔泥飞燕、静睡鸳鸯，与一、二两句粗笔勾画阔远明丽的景物相配合，使整个画面和谐统一，构成一幅色彩鲜明，生意勃发，具有美感的初春景物图。就诗中所含蕴的思想感情而言，反映了诗人经过“一岁四行役”、“三年饥走荒山道”的奔波流离之后，暂时定居草堂的安适心情，也是诗人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欢悦情怀的表露。
清人陶虞开称杜甫笔法高妙，能“以诗为画”（《说杜》），此诗可为印证。但这首五绝之妙并不止于“以诗为画”，诗人着意传达的还是他感受到的柔和春意。如果说春日迟迟、江山秀丽、清风徐徐、花草芬芳以及燕子、鸳鸯，都是诗人的视觉、触觉（风）、嗅觉所感，那么泥土之“融”、沙砾之“暖”，便不是五官的直接感觉了。只因为对春天的阳光明丽、惠风和畅、鸟语花香感受至深，诗人无须触摸就能想象出泥土的松湿和沙砾的温暖；而泥之融、沙之暖的体会又加深了对飞燕的轻盈、鸳鸯娇慵的视觉印象，从而使诗人的整个身心都沉浸于柔美和谐和春意之中。
上阕由问句起：“问君何事轻离别”，这句是词人故意模拟妻子口吻质问自己：你为何轻视离别？表面上是妻子恼我，骨子里是我谅妻子，笔致深情而委婉。接以“一年能几团圆月”句，其怅叹离多会少之情已见。词人并不是“轻离别”，只是身为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他随扈出行，不得不离，不得不别。“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二句出之以景语，以美好的春色反衬有家难归的悲凄。“乍如丝”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北地的季节在仲春，那么此时“故园”也就春意阑珊了。
下阕明确点出“归不得”的缘由，即扈驾从巡，身不由己。“春归归不得”一句上承“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言春尽而不能归的怅惘心情。“两桨松花隔”，南朝民歌《莫愁乐》：“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词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是因为被松花江阻隔，不能回去。表面是怨江，实际上是怨侍卫之差事阻其归家与妻子相聚。结篇二句是此时心态的描写，即追思往事，令人心寒，犹如眼前松花江水的寒潮起伏，不能平静。
全词话语直致，但内容曲折，首句的拟言和结句的用典都为本词增加深沉宛转之情，深婉感人。
从邻人的老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一层不说。这摆明了是批评主人家不对，同样的意见因为亲疏远近而态度迥异，所谓“薄者见疑”。意即亲疏厚薄是一种妨碍，妨碍了主人家对真相正误的认识。
其实韩非本意倒非批评“智其子疑其邻”的主人家，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其实除了老天爷，没人能够批评失窃者的怀疑。因为老天爷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破案之前不能说三道四。而韩非子讲故事很缺德，最后没说案子破是没破。这怀疑就一直都很合理。“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子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美利坚、不列颠、俄罗斯或者爪哇国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必将是最重要的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启示：两个人会因为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