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布景,展现行猎的场景。谓平原革枯,黄叶骚骚。这是重阳后郊外的景象。清秋时节,郊外平原,行猎的时间、地点,因此已有清楚的交代。但步入现场,却引起对于另一场景的思忆。接着,“今来是”,现场的场景又回到眼前。上片以“枯”、“残”、“惨”,显示今日郊原的萧瑟情状,并以记忆中的“玉勒青丝”加以映衬,令今日郊原,更显萧瑟,为布景。
下片说情,谓人生在世,应当及时行乐。此生若能够穿着短衣,在原野打猎,到西郊的酒肆,大碗喝酒,趁着黄昏,靠着马背,在夕阳影里,任意挥毫。下片就眼前事叙说观感,即就“短衣射虎”,表达词人的人生观感。
全词情调悲壮,意境沉雄,艺术上似已达化境。词人使用了黄、青、翠、碧、红、皂、惨、白等多种反差比较大的颜色,使词境绚丽,色感丰富。于秋景、猎事中穿插拾翠女子的青春形象,可谓神来之笔,犹如东坡笔下有小乔,稼轩词中有红襟翠袖,而又比这二者更富活力与诗意美,故她又是一种象征,以下阕中的“东君”称之,并不为过。这样写,使全词刚而有柔,直而有媚,可代表豪放词的一格。这首词表达了词人慷慨激烈的壮怀和伤春悲秋、忆昔怀旧的情绪,并抒发了岁月空老、平生不得志的身世之叹。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
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
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
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
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
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
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
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
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
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