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上片是写离开苏州时饯别酒宴上的情景。“潇潇”两句：典出白居易《寄殷协律》诗：“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更不闻。”白居易自注：“江南吴二娘曲云：‘暮雨潇潇郎不归。’”白居易是感叹自从离开江南后，再也听不到吴娘婉转缠绵的歌声了。这首词变用其意。作者跳跃过“酒趁哀弦，灯照离席”的等待，跳跃过“执手相看泪眼”的留恋，把满腔悲苦都倾泻在对造成离别痛苦之原因的追究和检讨上。
词下片联语写罗、王交往关系，是这首小词的高潮，也是词中离别之悲的极致。昔人离别怨天怨命，怨雨怨风，而作者在这里却别出心裁，把离别的痛苦归罪于当初不该与对方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两句乃是一种“反语”和“愤语”，是今日不得不轻易离别的悲痛竟导致了对当日相知相识之乐的否定。“忆平生”，其中自有深意，忆自己八年间，由于罗氏的赏识、扶持，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猛进。对罗氏的感激之情，只是含意未伸罢了。末句深化主题，由眼前别离之痛苦，升华至整个人生命运的慨叹。
这首小词完全是写离别之意，从一个离别的事件引向了《人间词》所追求的那种反映人生和反映哲理的层次。词中写梦醒之后的感觉，这往往有一种对人生的反省和了悟。
这首诗在主题上没有逸出元、白“新乐府诗”范围，也是为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呼吁。由于陈师道的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他对于农民生活的描写更具有震撼力。“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看似写农村习俗。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呜动身；归来惊动村里的看家狗。这似乎是一幅农村风俗画。然而两个“当”字点题了：本当应当这样，可是由于最近“公事”催促太急，农民已经不能按时出入了。
“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中的“三尺”是夸张，形容雨特别大。农民种庄稼有两怕，一怕干旱，二怕洪涝。“三尺雨”属于特大暴雨，足以引发一场洪水。诗中没有写洪水肆虐，却抓住生活的一个细节：烧饭用的灶，下面聚集着淤泥一一完全损坏了。屋漏冲倒了灶台，洪水卷来了泥沙。诗人没有说明，但已经暗示灾害十分严重。这一家人不能够对付灾荒。他们家的粮食可能没有剩余，他们无法修复被雨水毁坏的房子。“人言田家乐。尔苦人得知。”诗人用这两句作了回答。不了解农民疾苦的官员眼中总有一幅“田家乐”的幻象，而农家的重重苦难却没人知道。
“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诗人起笔便尖锐地指出，五都的人以财产雄厚而自尊自大，三川的人好追逐名利。诗人谴责的，不仅仅是五都和三川的人，他谴责的还有高门世族和达官贵人。接下来，这种谴责进一步深入：“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无疑给他造成沉重的压抑之感。使得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因而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
下面八句，对于靠明经而出仕、怀巨金而来游的仕子游客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京城金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晞，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大意是：京城里大路四通八达，高屋似鱼鳞一般密布。做官的帽子上摆动着华美的长缨，游者骑着快马来到京城。在明星未稀的清早，官宦们的车子已云涌而至，色彩斑斓，光照大地。诗人抓住这些具有典型性质的场面，用夸张铺陈的手法，极尽渲染描绘之能事，显示了京城的繁华奢靡和游乐之风的盛行。
紧接着，诗的笔锋一转：“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寒暑的变化快，因此，如今的繁华兴盛、春光明媚也只是暂时的，散热曲折地透露出寄希望于未来的心绪。
“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唯有严君平不慕荣利，弃绝世俗，甘于寂寞。世不用他，他亦不去求仕进。在成都卖卜为生，每日得百钱则闭门下帘读《老子》，一生不求功名。诗人赞扬贫贱不移的严君平，又不乏自身的身世感慨，借此表达了对仕途不介于心的高旷胸怀和豁达的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高明的。首先，诗的语言华美而生动。诗中运用“飞甍”、“华缨”、“轻辔”等偏正词组形容达官贵人们的房屋、服饰、马匹，形象鲜明地显露出它们的奢华，用“鳞次”来描绘高屋密布，用“云至”来形容官宦们的车子纷纷而来，其多如云。准确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诗句显示出华贵的色彩，将统治阶级醉死梦生的生活暴露无遗。
其次，构思超越凡俗，详略描写恰到好处。诗的大部分极力铺叙渲染京城的豪华与奢侈，只用最后二句写君平的生活，便足以衬托出君平的的寂寞。矜财逐利和安贫乐道的鲜明对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