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是说明习禅贵有清妙之心，如是，则隐于山林或居于寺庙都是多事。所以“只要心光如满月，在家还比出家闲”只要心地充满慈悲，照彻光明，那么，在家修行更是本质意义上的“出家”。
这首诗所阐明的理趣同样是“明心见性”，贵在心性的自得，而非外在的求索。作者认为只要心灵湛然，意静思定，关照自身心性的清净，那么在庭院清幽的家中修持，同样也可以进入禅关，而不必刻意追求清谷幽林，深山寂野。
“只要心光如满月，在家还比出家闲”与上一首中的“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都重在言心性澄明，其意旨和理趣可谓互相呼应，一脉相承。佛法告诉我们人的本心本性即是我们通向自在、快乐、智慧的大门，心圆满清净了，则事事自然游刃而解，外界的一切是非曲直，好坏对错完全由我们内心来决定。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此诗以明镜喻贤良，指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昏镜喻邪僻，指宪宗亲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指宪宗。
诗前引子记述制镜工匠谈投合人们爱憎好恶心理的生意经，揭示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人们挑选镜子，并不讲求镜子质量的优劣，而务在“求与己宜”——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明镜“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来比况君主用人，即是说君主用人，同人们挑选镜子一样，亦在“求与己宜”，因而，贤良之才不遇英明之君，便不合而遭弃置。用意在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说他们遭贬被杀，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在于宪宗不是英明之君，是宪宗的爱憎好恶所至。引子重在阐明明镜何以遭弃置，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诗则重在揭示昏镜何以受重视，讽刺宪宗君臣。诗的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明快，意旨明白易了。
头二句写昏镜的制作材料和透明度差，徒有镜子之形而无镜子之实，揭示其丑陋本质。古时镜子以精铜磨制而成，“美金”即指精铜。“非美金”，是说镜子本要用“美金”——精铜制成，而昏镜则不然。“丧其晶”，是说制镜本要讲求晶莹明亮，透明度高，而“非美金”制成的昏镜则丧失了这个特征。二语仅用否定修辞手段，便构成美丑的强烈对比，造语简练之极而表现效果鲜明突出，颇为精妙。“漠然”，形容昏镜暗淡的样子。
三四句揭露喜欢昏镜的人的丑陋本质。“陋容”写其客观容貌丑陋，“自欺”写其主观心理丑陋：二陋合一，于是喜欢昏镜，说昏镜同明镜一样明亮。诗人非常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精练。喜爱昏镜的是陋容之人，但陋容之人并非都喜爱昏镜，仅是其中有“自欺”心理者喜爱，着一“多”字，即把这种区分和数量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并突出了其表现的重心——“自欺”，精练准确之至，相当考究。“他镜”，指“美金”制成的明镜。
五六七八句写昏镜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瑕疵既不见”，隐瞒其陋，不见真容；于是“妍态随意生”，自以为美貌无瑕，称心如意；于是“一日四五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是“自言美倾城”，自诩天下第一美人舍我莫属。这四句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言词尖刻，意境生动，把陋容之人面对昏镜的“自欺”表演和得意心理描写得维妙维肖，讽刺得淋漓尽致。“随意生”三字新奇而意味深长，是诗人刻意所为的篇中传神之笔。
九十两句承前说，昏镜即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得到陋容之人的爱重：用绣花带子装饰它，用美玉匣子盛放它。以上十句咏昏镜，极力挖掘昏镜受爱重的原因，以揭露和讽刺喜爱昏镜的人。末两句概括题旨，暗示写作的目的。陋容之人喜昏镜而弃明镜，在于“适”与“非适”，“适”则受爱重，“非适”则被轻视，“非适乃为轻”，就二者言，概括出一篇主旨。“秦宫”，指明镜，传说秦始皇宫中有面方镜，能照见人的脏腑，辨别人心忠奸（见《西京杂记》卷三），这里用这个典故极写明镜贵重，并用反诘语气加以强调，把“适”与“非适”的题旨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句写得感慨至深，孤愤之情溢于言表，颇能见出作者以明镜自比（包括革新人士）的寄托之意，与秦始皇爱宝镜的典故联系，暗示出作品的现实寓意——针对亲信宦官佞臣而迫害革新人士的唐宪宗而发。又唐太宗曾论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刘禹锡这首诗的立意显然受此启发。太宗曾为秦王，用“秦宫”颇切太宗此事，是双关语（刘禹锡长于此道），谴责宪宗不肖，喜昏弃明，违背祖训，实是妙绝。
“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在眼前展现一片秋景萧条，客子秋心寥落。台城在金陵，金陵乃六朝旧都，自隋唐以来，文人至此者，每易引起盛衰兴废之感。如唐末诗人韦庄就感到“六朝如梦”（《台城》）。而现在的台城更是草黄叶枯，“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更使人有满目萧然之感。“又”字起递进连接作用。殊乡作客，已经够使人惆怅了，更何况又遇上晚秋时节，“众芳芜秽”，殊乡客子更难以禁受了。词意递进一层。起首造境便为全篇意蕴定下基调。
“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秋时闻裁剪”。晚秋之夜，本已渐凉，加上秋雨，顿觉寒生了。更何况词人情绪低落，更觉周围寒意更深，深秋妇女已在“寒衣处处催刀尺”，（杜甫《秋兴》）开始缝制寒衣，准备过冬了。以上是从客观事物层层渲染，使前面所描摹的秋色显得更浓了。从“云窗静掩”起，就词人主观方面进行勾勒。“静掩”，没有什么人来往，烘托出一种幽静的孤寂感。这种主观感受又是词人所处客观环境在心理上的反映。
“叹重拂罗裀，顿疏花蕈”。词中天气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韩偓《已凉》）撤去竹席，换上垫褥是必然的，而且年年如此。“叹”，就是词人惊秋心情的流露，感慨时光流驶，节候变迁，所以撤去“花蕈”用“顿疏”，换上“罗裀”用“重拂”，都透露了词人对光阴迅速的敏感，对自己老大无成的叹息，用辞十分精细。
“尚有綀囊，露萤清夜照书卷。”虽然时已晚秋，夏天的生活用品用不上了，但綀囊却还留着，露萤照我读书。这里用车胤囊萤典故。说的是他虽有他乡作客、宦海浮沉之叹，但他志在诗书，不汲汲于富贵，不想“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修身洁行，志趣高尚，书生本色，不负初衷。此乃借古人之高境界以表示自己的高境界。这上片歇拍两句没有将惊秋发展为悲秋，而是荡开一笔，使词意转向高雅旷达，这是一个关键处。
下片转到对故人和往事的追忆。“荆江留滞最久”，周邦彦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出任庐州（合肥）教授至调任溧水之前约有七八年时间，他曾留滞荆州。据王国维推断，他在荆江“亦当任教授等职”（《清真先生遗事》），年方三十多岁，他这时在金陵，怀念荆江故旧，但却从对方怀念自己着笔。如果只写自己怀念荆江故旧，则荆江故旧是否怀念词人不得而知。而推想荆江故旧怀念自己，则自己对荆江故旧的怀念便可不言而喻了。言简而意明，笔法巧妙。
“渭水西风，长安叶乱，空忆诗情宛转。”这是化用贾岛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此时，词人想到汴京也正当西风落叶的晚秋，追忆从前这时候二三好友，风华正茂，以文会友，吟诗唱和，诗情宛转，其乐何极、至今回首，乃如电光火石，幻梦浮云，徒增感慨。“凭高眺远”一句从词意看本应放在“渭水西风”之前。“渭水西风”三句正是凭高眺远所见到的想象中景象。而就格律看，只能置于此处，作为补笔，收束上文，以舒积愫。可是关山迢递，可望而不可即，情怀郁郁，惟有借酒消愁，举杯一醉。
“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荐”。“这是一种不为世用，放诞不羁的行为，词人的意思是说，他也要像毕茂世那样，一手持海螯，一手持酒杯，直到醉倒山翁。
“醉倒山翁”中，周邦彦以山简自喻，也可看出他当时心态。“但愁斜照敛”，忽作转折，似与上文不相连贯，实则一意承转，他正欲饮玉液，持蟹螯，如山翁之醉倒以求解脱愁思，然而不行，当淡淡的落日余晖洒在“绿芜凋尽”的台城道上时，一片衰草斜阳，暮秋古道的苍茫景色，摇撼着他的心弦。这首词中词人将迟暮之悲、羁旅之愁与故人之情融成一片。其可贵处，在于其实这珍惜寸阴之意味。乃清真词中高格调之作。
查慎行的这首七言律诗，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寓意率真、自然流畅，无引经据典，读来倍感亲切；采取以景入诗，借景寓情的手法，对眼前所见景物信手拈来，无不称妙；本诗是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诗中有画，画里藏诗；中二联对仗工整，又自然流畅，毫无雕琢之感，更是令人拍案称奇！
题目“湘东驿遵陆至芦溪”，说的是仲春时分，诗人自“湘东驿”的“黄花渡”下船后经陆路到达芦溪后所看到的景象。“遵陆”，指沿着陆路，走陆路。“驿”，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的人和过往官员中途换马或歇宿的地方；“湘东驿”，即是湘东（今湘东区，距萍乡城约40里）的“黄花渡”。芦溪，清朝时的一个镇子，位于萍乡东部。现为芦溪县；从题目上来看，诗人开门见山地就把此次要写的范围锁定在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上的见闻。诗人为什么要锁定写这一路上的见闻？是什么引发了他如此高的兴致？具体要表达什么？他又要向世人与后人传递着什么信息呢？这不由得使我对他这首诗后面的内容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
首联“黄花古渡接芦溪，行过萍乡路渐低”。萍乡，当时称萍乡县（即现在的江西省萍乡市）。开头两句平白如话，衔接自然，因为从湘东到萍乡不是他要写的重点，所以就一笔带过，手法娴熟，真是叶落无痕，风过无声！此句大意是：“我从黄花渡登岸后直接就踏上了去芦溪的路程，过了萍乡之后，路面渐渐低平”。这里要说明的是，萍乡是在湘东与芦溪之间，地势略高于两地，萍乡的水的流向在我们当地叫“两边倒”，一边水往西经湘东流入湘江，另一边的水往东经芦溪流入赣江。正好是一东一西，故称“两边倒”。同一时代的萍乡知县胥绳武也有竹枝词为证：“东去江西写官板，西下湘东装倒划。中五十里船不到，满路桐油兼苎麻”，“中五十里船不到”，说的就是萍乡到芦溪这一段路没得船坐，只有步行。因此就有初白先生的“行过萍乡路渐低”和胥绳武的“中五十里船不到”就相互印证。
颌联“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这是诗人所见到的最富有生机的景状之一。他边走边听边看：“村子错落有致，时不时听到有鸡鸣狗叫声传入耳中，是那么的熟悉；河岸上绿草绒绒，看到的是出生不久的小鹅和小渐在河两岸悠闲觅食，又是如此的恬静”。这两句反映的是康熙年间人民历经战乱后②生活逐步稳定，社会经济日渐繁荣的实情。更是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田园风景画。
“吠犬鸣鸡”侧耳听，“乳鹅新渐”细一看，通过不同的感官，感受到一派祥和平静、清鲜的生活气息。后一句从新生命的勃勃生机中暗示着一个历经战乱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稳定的社会的来到，
从“乳鹅新渐”可以看出诗人对江南水乡的欣赏与赞美。作为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又博览群书的查慎行来说，对于国家的现况他是知道的，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他也是了解的。一个“乳”字和“新”字就足已表达了他对战乱后的社会重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也才有了诗人面对这江南美好风光，借物寓情，赋诗吟唱的这份闲情逸致。
“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缫，煮茧抽丝，这里的丝缫比作春雨，说春雨下得像蚕丝那样银丝缕缕、绵绵不断。上联写的是动物，犬与鸡，鹅与渐；此联写的是自然现象和植物。进一步展现江南水乡的特点。“春雨密密细细而下，宛如缕缕银丝在你眼前飘动，给人以清凉和舒适的感受。一场春雨过后，水田里的水也蓄满了，禾苗长势喜人，禾苗的高度几乎与水面平齐，青绿的秧苗齐整整地就好像是谁用剪刀修剪过一样，清亮悦目。”。雨如丝缫，秧如刀剪，这两个比喻煞是贴切。原来是这里的优雅、迷人的景致引发了诗人的浓厚兴致，我不得不赞叹诗人对身边事物观察的细心程度，又心悦诚服的感叹诗人表达事物的精确到位。
“犹与湖南风土似，春深无处不耕犁”，湖南，紧临湘东，在萍乡的西部。萍乡与湖南均属楚地，风俗极为接近。全诗前三联都是写景，唯尾联才得出结论，指出此处的风俗习惯、气候与湖南近似。即使是现在，湖南人都还在称呼江西人为“老表”。这两句写出了诗人所感：谷雨过后，处处桃红柳绿，犁铧翻土的农耕景象。牛在画中走，人在画里游，把江南水乡的农耕景象勾勒得栩栩如生，诗中没说一个牛字，也没点一个人字，但读来就是牛耕在田、人声鼎沸热闹场景，好一幅如诗如梦的江南春耕图！果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来感同身受，过目难忘。叫人不得不赞叹初白先生的高超手法。
古代诗人经常游览山水、写景言志，写景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了较大的比例。一般来说，写景诗往往塑造形象，或者勾勒意境，或者用衬托、对比的手法，或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查慎行在这首诗里用的是白描手法，诗的中间两联对仗工整，语言清新、明快、简洁、质朴。“吠犬鸣鸡村远近，乳鹅新渐岸东西。丝缫细雨沾衣润，刀剪良苗出水齐”两联堪称妙对。同时还传递着诗人的情感，他希望看到的而恰恰又正好被他看到的画面，为了表达这种激动的情感，诗人就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
清朝初期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难怪赵翼在《瓯北诗话》里说：“梅村（吴伟业）③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④、放翁⑤后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