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
这是一支劝勉友人出世的曲子。全曲以两种植物起兴，劝人忘却忧愁，常含笑口。作者因为要把“忘忧”和“含笑”当成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只有在摆脱了名利之后才能达到，所以才写忘忧草、含笑花，以表示不为忧愁所扰，含笑人生的情怀，而用别的花、草不能配合词曲的主旨。而要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的烦恼，宜及早挂冠，即辞官。作者在这里间着一个“宜”字，意谓抛弃功名、脱离官场宜早不宜迟。
接着，曲子以一个鼎足对，用排比的修辞手法，提及三个历史人物：善辩的陆贾、多谋的子牙、充满豪气的张华。这是为了表明人才无用武之地，不如早日归隐。按“庆东原”调式四五六句都是四字句，故一连排比三次的“那里也”是衬字。这三处衬字极为有用，它们拉长了叹息的语调，加重了叹息的语气，大有“言之不足则嗟叹之”的意味。
在对天连连发问长叹之后，曲子以“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作结。千古之是非曲直，都成了渔父樵夫们一夜闲话的资料。白朴这里继承了唐宋词中常用渔樵闲话来感慨兴亡这一做法，同时也回答了前文“那里也”的三个自问：若一定要追踪的话，可以发现，陆贾、子牙、张华们并非荡然无存，他们还“活”在渔樵们的饭后谈资之中。这就是那些历史人物仅存的价值。其言外之意是他们本无甚价值可言，他们的辨别是非之心、经世济民之业只不过给后人添了点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这首曲子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议论，作者把许多的历史人物拿出来作为论点的佐证，用这些论据论证了自己在词曲中的观点。这种多处用典的方式增加了作者劝勉友人辞官的说服力，同时也悠然闲适的人生志趣表现得活灵活现，语淡而味浓，此曲的一种超脱旷达的心境也随之跃然纸上。
这首词词人从想象出发，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南归故里的友人严绳孙的生活场景，从藕荡垂钓、五湖泛舟，到执笔挥墨、烹茶品茗，无不彰显着友人的隐逸生活，描绘出友人怡然自得、自在陶然的情态。
上阕开首一句，言荪友过着隐逸高致的生活，桥边垂钓，五湖泛舟，自在陶然之极。“埋”字表现出欣于垂钓，陶然忘机的沉醉情形，让人生出无限向往之心。“西”、“东”二字，分明有着苏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潇洒飘逸，不禁令人歆羡。“五湖”作为诗歌套语，有归隐不仕的之意，词人用五湖诗词意象，苎萝指向西施，湖指向范蠡，归隐的意思就这样表达出来了。此处明写地点，暗述隐逸情怀，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下是“笔床茶灶太从容”，典出《新唐书·陆龟蒙传》，龟蒙不喜欢与世俗之流交往，便人家登门造访他也不肯相见，行总会带着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此言友人或执笔写写画画，烹茶品茗，容自乐。这种徜徉山水、从容度日的方式，是自来遁迹山林者所乐的境界。
夏日的藕荡桥边，绿水青青，河柳依依，湖面上荷叶亭亭玉立，你坐在湖畔，执一竿钓竿，沉醉于湖底鱼群的自由之态。偶尔抬头，苎萝山就从西边出现，回首，又看见太湖在东边流淌。于是，你执笔研磨，描画江山绿水、飞鸟香荷，更有旁边茶炉白烟袅袅、清香四溢。
这种从容度日、归隐山林的方式，如此的闲适超脱。上片由景入笔，又以景写人，很好地刻画了荪友的山水性情，也透露出容若对荪友这种潇洒悠闲生活的赞赏和向往。
下片“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二句继续承袭上片的闲适之意。“短墙银杏”、“高阁玉兰”有了“雨”和“风”，显得更加动人。“况有”和“更兼”二词更是把这种怡然自得的闲适情怀表露无遗。末句“画眉闲了画芙蓉”。“眉”在这里历来注解引用的是“张敞画眉”的典故，“芙蓉”当做“荷花”解，意指荪友家庭生活和谐，夫妻和美。其实“芙蓉”指无锡的“芙蓉湖”，意指闲暇之余游逛芙蓉湖，寄情山水，妙哉妙哉，更能照应前面的“藕荡桥边埋钓筒，苎萝西去五湖东”的意境，矮墙边的银杏树，在雨水的滋润下，娇俏可爱地招摇着；书架上的玉兰花也散发出清新芳香，这样闲适而美好的日子，笑看她的容颜，执画笔轻扫蛾眉，然后一起泛舟湖上。
纵览全词，词人采用了对写法，且全篇皆为想象之语，此种写法便显得更为深透，更好地表达出词人对南归友人的思念之情。画眉闲了画芙蓉桥边垂钓，五湖泛舟，纵情山水自得陶然之趣;寄情笔墨，烹茶品茗，身无旁骛平添从容之乐。一想那矮墙内银杏在雨中摇曳，高阁上玉兰在风中弥香，人生的恬淡、志趣的高远皆尽于此。更得佳人相伴，笔墨闲情之外平添画眉之乐，足以让人心神向往。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