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章中将苍蝇喻小人,铺叙苍蝇的三大罪孽,鞭挞小人的可恶、可憎与可畏,揭露谗言乱国的危害性。作者将深刻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激愤之情表现得更为深切,使情、事、理在强烈的形象性与和谐的音乐性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在耐人寻味之中发人深省。
《憎苍蝇赋》是一篇徘赋,篇幅不长,虽然仅五个自然段,但却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情绪显露明白无遗。整篇赋的结构比较简单,呈现近乎“总——分——总”的结构特点,线索也较为明确,以对苍蝇的厌恶之情为全文的发展脉络。
赋的首段写了苍蝇是个微物,不像蜂虿那样有毒尾,也不像蚊虻那样有尖锐的嘴,易于满足,但却不招人喜欢。作者在此便提出问题,并简短根据苍蝇不讨喜的习惯“终日而营营”进行了回答:“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将苍蝇的危害性质直接呈现给阅读者。文章紧接着便详细地将苍蝇的三大害处逐一铺叙开来,通过苍蝇给人们造成危害的具体描写,更进一步地将厌恶之情具体发泄出来。其一害是,在华屋广厦之下,扰人美梦,致僮仆“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使人不得安歇。一句“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道尽了无法舒适进入梦乡的无奈。其二害是,人们在峻宇高堂之上设宴款待宾客时,因苍蝇的沾染而使众宾客无暇清谈,惊惶失措,“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的慨叹便是由此顺然发出。其三害是,由于食物受到苍蝇的污染,致其淋漓败坏,结果妨碍了人们收藏美味佳肴,也使亲朋相聚无以为欢,只得败兴而归。这三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详细具体而又不显累赘,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文章最后讨论谗言乱国的危害性,同时正面痛斥小人之辈,指责他们说:“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 修国,诚可嫉而可憎!”给读者以讽喻之思,既表达了作者对那些谗言乱国之人的憎恶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全赋的主旨所在,讽刺效果非常显著。
统而言之,全赋小中见大,通过苍蝇具体害处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对苍蝇的憎恶之情,更是体物写志,将不讨喜的苍蝇比作是祸国殃民的谗人,隐喻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的批评和憎恶,及其作者对当时朝廷现实状况的不满。从这篇赋可以看出作者辞赋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以细小之物为赋的组织材料,而且思想含义深刻;此外,这篇赋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辞赋上的独特风貌。作者在学习前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又独创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并确立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主导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
《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
湖南永州在古代被称为僻远之地,属于南荒。旅行到这样一个地方,骚人墨客就倍增惆怅。陈孚的这首诗,却有一个特点,就是结合了柳宗元的经历、诗文来写,其中有景有情,也寄寓了自身的感慨。结合柳宗元的诗文写,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永州的历史文物并无驰名于世的记载,只因有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等游记文而令永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所以陈孚就以他为吟咏的对象了,既写永州所见,也写柳宗元其人。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前六句着力描写永州蛮荒的景物,而后两句则突然转折,和前面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整首在结构章法上和李白的《越中览古》颇为相似,不过李白诗是七绝,此诗是七律。永州是古老而又荒僻贫苦的地区,郊野可看到火燎后的痕迹,黄昏时分有乌鸦绕树三匝、择枝而栖的景象。这见虽有梅树,可是还未绽蕊开花,而著名的衡阳回雁峰距离永州却有三百见之远。永州小城有江水绕城而过,黄昏之际可听到渔舟唱晚的欺乃之音;而小小的衙门却有垒石成堆,使得庭院狭窄可笑。在这样一个地方,柳宗元滞留其间,做一个冷官,无怪他藉选择愚溪山丘以筑室,写《愚溪对》以自怨自艾了。陈孚想到这见,不禁既同情柳宗元的际遇,又惋惜他的衰颓:“何必太过自苦呢?永州虽远,比之天涯海角,毕竟聊胜一程啊!”
柳宗元被贬南荒,曾有“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岭南江行》)、“非是白蒴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一身去国六千见,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的吟咏,可见他的牢愁与痛苦是如何深沉。而陈孚抒发的“永州犹未是天涯”,也不过是自我慰藉而已,其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荒寒寂寞。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元初永州一带的萧条惨淡景象,陈孚诗中的诗句“烧痕惨淡带昏鸦,数尽寒梅数枝花”,正是当时永州惨淡景象的真实写照。因此,这首诗也成为研究当时永州经济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
第一、二句以以豪情激昂之调开头,作者回忆当年的英勇战斗。征途跨越万里,穿越茫茫沙漠,携国君之命领兵踏上征讨匈奴之途。以长途奔袭、不畏艰苦、孤军深入、敢斗强敌,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私、忠诚于国家的情怀。《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率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被三万匈奴军所包围,李陵在不利的地势中,击毙敌人数千。单于集合八万兵围攻,李陵军且战且退,艰苦突围,又斩匈奴三千余人,单于派其子率兵激战,李陵复杀敌数千。诗一二句的英勇自豪情调是为国立功之心的表现。“为君将”一语表白了他英勇战斗的动机,也为下文对汉武帝的刻薄寡恩从反面铺垫,遥相映衬。
三四句道出战败投降的不可挽回之遗憾。突围之路已断绝,箭矢用尽,刀刃变钝,士卒死伤殆尽,迫不得已屈服于敌人,名声扫地。这两句话蕴含着四层深意,说尽众寡悬殊、损兵折将的惨状,也抒发出腼颜事敌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报任安书》曾这样述说李陵当时的困境,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而李陵一声令下,士兵个个奋起,纵然箭矢已尽,仍以空弦凶悍,冒着白刃之危,无不向北,积极迎战,志在必死与敌。又认为,李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权衡,寻找适当时机,再度斩杀敌人,重返汉军阵营。这两句诗从严以律己的高度,述说艰难羞辱,感情更深。
最后两句向苏武和汉使者说明不能归汉之因,弦外之音斥责汉武帝杀戮李氏家属的绝情与残忍。《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汉武帝误听说李陵为匈奴练兵,于是族灭李陵一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陵又畏惧归汉后再受戮辱,于是在匈奴二十多年而死,没有回归故土。这两句诗包含着这样复杂的情感:抱怨、隐痛、惋惜。
李陵故事流传极广,历久不衰。这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士大夫阶层忠诚而不得其所的怨愤,也存在着人民对封建帝王专断独裁、行刑诬枉的不满。可以从李陵事件和李陵歌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体味到类似的感情。这首歌言简意赅,语短情深,真实地抒发了李陵在彼时彼地万感交集的心声。
此诗首联:“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七国”喻藩镇割据叛乱,“三边”指边患,“未到忧”即未知忧。指出其不知国家忧患为何物,次句再点醒“十三”袭位,这就有力地显示出童昏无知与身居尊位的尖锐矛盾。如果先说少年袭位,再说不恤国事,内容虽完全相同,却平直无奇,突现不出上述矛盾。这种着意作势的写法与作者所要突出强调的意旨密切相关。
颔联:“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写少侯的豪侈游乐。“不收金弹”用韩嫣事,典出《西京杂记》。上句说他只求玩得尽兴,贵重的金弹可以任其抛于林外,不去拾取。可见他的豪侈。下句则又写他对放在井上未必贵重的辘轳架(即所谓“银床”,其实不一定用银作成)倒颇有几分爱惜。这就从鲜明对照中写出了他的无知。黄彻说:“二句曲尽贵公子憨态。”这确是很符合对象特点的传神描写,讽刺中流露出耐人寻味的幽默。
颈联:“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续写其室内陈设的华侈。“彩树”指华丽的灯柱,“绣檀”指精美的檀枕。锼,是刻镂的意思。两句意谓:华丽的灯柱上环绕着层层灯烛,像明珠交相辉耀;檀木的枕头回环镂空,就象精美的玉雕。上一联在“不收”、“却惜”之中还可以感到作者的讽刺揶揄之意,这一联则纯用客观描写,讽刺之意全寓言外。“灯”、“枕”暗渡到尾联,针线细密,不着痕迹。
尾联:“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说,守门人不给清晨到来的客人通报,因为少侯新得了一位佳人名叫莫愁。莫愁,传为洛阳人,嫁卢家为妇。这里特借“莫愁”的字面关合首句“未到忧”,以讽刺少侯沉湎女色,不忧国事;言外又暗讽其有愁而不知愁,势必带来更大的忧愁;今日的“莫愁”,即孕育着将来的深愁。诗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倾向,不直接说出,而是自然融合在貌似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之中,尖刻冷峭,耐人寻味。
此诗塑造了一个荒淫奢侈、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子形象,把他不知内忧外患,只顾挥霍浪费,荒淫好色的丑恶行径同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暗示了让这种纨绔子弟身居高位,正是当时政治腐败的表现,是国运不振的重要根源。
清代注家徐逢源推断此诗系借讽唐敬宗,其说颇可信。因为所讽对象如为一般贵显少年,则他们所关心的本来就是声色狗马,责备他们不忧“七国三边”之事,未免无的放矢。必须是居其位当忧而不忧的,才以“未到忧”责之。所以首句即已暗露消息,所谓少侯,实即少帝。末句以“莫愁”暗讽其终将有愁,和《陈后宫》结句“天子正无愁”如出一辙,也暗示所讽者并非无知贵介,而是“无愁天子”一流。不过李商隐托古讽时、有特定讽刺对象的咏史诗,题目与内容往往若即若离,用事也古今驳杂,再说托古讽时之作,所托之“古”与所讽之“今”但求大体相似,不能一一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