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这首词写女子的相思离别之情,是一首伤春怀人之词,写得清新可喜,文意流畅。
上片直吐衷肠。首二句写睹物思人,别后余香犹在,红豆长系,以表不忘。“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罗带引来芳香,还系着相别时所赠的红豆。罗带和红豆都是象征爱情的信物,这里暗示着一对恋人的离别和相思,写得直截了当而又含蓄有味。末三句写相思之情,“泪痕新”写别情深切,“金缕旧”写别时长久,“断离肠”写相思痛苦。泪痕日日流,所以“新”;金缕花饰已无心收拾,所以“旧”;离别之情痛苦,所以断。这一“新”一“旧”,又暗示离别之久,相忆之深,再加上“断离肠”三字,更有分量。
此词一反先写景后抒情的通例,上片可以说是直赋别情,下片却转入景语,写眼前景,以景托情。“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既是对往年此时两情融洽的怀恋,又是眼前景色的实录,暗喻着自己的孤寂;犹言双燕呢喃依旧,而人却天各一方。“还是”二字,影射着物是人非之意。于是引起词中人更深的回忆:“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这是一派暮春的景象,其中的情绪似乎更加迷茫了。尽管这里不直接赋写离别之事,而将别恨寄寓在这“草歇花狂”中,由景物兴发的忆别情味很浓,达到言虽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此词具有词旨哀怨,色泽朦胧,语言精妙,意境深沉的特点。“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是含有复杂情事的景语,用在全词的结尾,尤觉隽永。
“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这组诗记录着诗人寓居东鲁时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兖州(今山东曲阜),“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
这组诗的第一首流传较广。此诗首句“日落沙明天倒开”,写景奇妙。常言“天开”往往与日出相关,把天开与日落联在一起,则闻所未闻。但它确乎写出一种实感:“日落”时回光反照的现象,使水中沙洲与天空的倒影分外眼明,给人以“天开”之感。这光景通过水中倒影来写,更是奇中有奇。此句从写景中已间接展示“泛舟”之事,又是很好的发端。
次句“波摇石动水萦回”。按常理应该波摇石不动。而“波摇石动”,同样来自弄水的实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各种错觉。波浪的轻摇,水流的萦回,都可能造成“石动”的感觉。至于石的倒影更是摇荡不宁的。这样通过主观感受来写,一下子就抓住使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景象特征,与前句有共同的妙处。
夜里水上的景色,因“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而特别美妙。月光映射水面,铺上一层粼粼的银光,船儿好像泛着月光而行。这使舟中人陶然心醉,忘怀一切,几乎没有目的地沿溪寻路,信流而行。“轻舟泛月寻溪转”,这不仅是写景记事,也刻画了人物精神状态。一个“轻”字,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
到此三句均写景叙事,末句才归结到抒情。这里,诗人并未把感情和盘托出,却信手拈来一个著名典故,即《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后访戴”的故事,予以形容。“乘兴而行”,正是李白泛舟时的心情。苏轼《赤壁赋》写月下泛舟有一段精彩的抒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正好用来说明李白泛月时那物我两忘的情态。那时,他原未必有王子猷那走朋访友的打算,用访戴故事未必确切;然而,他那忘乎其形豪兴,却与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颇为神似,而那月夜与雪夜的境界也很神似。无怪乎诗人不禁胡涂起来:我是李太白呢,是王子猷呢,一时自己也不甚了然了。一个“疑”字运用得极为传神。
第二首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在写法上与第一首有相似之处。“水作青龙盘石堤”,用青龙比喻流水,既形象地写出了水流的曲折宛转,又赋予无生命物象以生气,使诗中景物充满生机。“桃花夹岸鲁门西”,不仅点明了泛舟的季节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岸桃花掩映的美丽景象。“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两句也是运用了“王子猷雪后访戴”的典故,这里不涉及怀人访友,仅取山阴夜晚的景致和乘舟剡溪的兴致,表明泛舟东鲁门的景物环境与情致意趣。
这组诗的用典之妙,在于自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典故的活用,原是李白七绝的特长之一。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与此是分不开的,不特因为写景入妙。
李重元的《忆王孙》原来是有春、夏、秋、冬四季词的,都是以女子的口吻述说四季景色,抒发相应的情感。这一首夏词,先写小池塘里,风中的水草猎猎有声,雨后的荷花更散发出沁人的芬芳,使得满院都是荷花的香味。炎热的夏季,难得的雨后清爽。这时候,又享用着投放在井里用冷水镇的李子和瓜,真象冰雪一样凉啊!竹制的方床(大床、双人床)上,谁还有心思去拿针线(慵拈:,懒拿)做女工呢?没了汗,有了倦,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啊!
小令虽短,却勾画出一幅具有夏令特色的仕女图,别有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