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一篇叙事言情之作。是在记叙一次与恋人携手游湖的真实经历,同时刻画了一个感情生活异常愉快的少女形象。
词的一开头道出了游湖的时间,是夏日的清晨,如烟一般朦胧的雾气和晶莹剔透的露球将消未消之时,作者用了一个“恼”字,一个“撩”字,便为“留我须臾住”找到了理由,呆了一会儿,才携手走上满开荷花的湖堤。一霎时工夫黄梅细雨下起来了。这种情景在江南的五六月间黄梅成熟季节是常见的景象,这时游湖。烟雨茫茫,格外增添一份朦胧的情趣。
词的下片是写躲避细雨和作者当时的心态。“娇痴不怕人猜”转得好,朱淑真自是朱淑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和衣睡倒人怀”六字,原作“随群暂遣愁怀”,是根据四印斋本校改的,因为上片有“留我须爽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上句又有“娇痴不怕人猜”故改作“和衣睡倒人怀’’才相应,如果是“随群暂遣愁怀”便不好解释了。在黄梅雨降下之时,他们或许是躲避在树荫下,她的娇憨之态不怕别人猜度,干脆不解衣服睡倒在他的怀抱里。最令人难忘的是分手时的情景,待她回到自己家里之后,不想急忙去靠近梳妆台看自己的模样。真是千情百态,描绘尽致,沈际飞《批点草堂诗余四集》续集卷上选收此词时,将其与《地驱乐歌》相比较,那是一首刻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民歌:“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这是一位较为成熟的女性形象,不比此词所写两小无猜更有趣味。
通过对此词的欣赏,似乎更加理解作者婚后之孤独生活带给她的苦闷,对她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折磨,难怪她“独对孤灯恨气高”(《闷怀》)。
这首诗描写了壮丽的北国风光和诗人的感触。首联写身在北首之燕地,春天与国中无异。后三联构思新奇,抒发了山川依旧、景物皆非的感慨及作者对失陷于辽的祖国河山的无限依恋之情。全诗写景细腻,感情真挚,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国家由衷的热爱。
首联写“一马春风”之快,恍惚间好似重新回到了家乡,可明明身在北首之燕地,心中的熟悉感和温暖感却不同以往,画活了志趣心境,落入敌手的山川,春天正与国中无异,而以反侧方式说来,效果更强。
颔联写春风习习,江面水波荡漾,阳光下江水波光粼粼。远眺水天相接处,阳光随着波涛的涌动仿佛在漂浮、游弋、升腾。“浮”写出了春风、江水、阳光的融合,赋予静态的景象以动态的美感。阳“浮”与尘“旧”,正是南方人看北方景的不同之处,今日亦然,两字运用,贴切之至,自是临川炼字长处。
颈联是传诵的名句:柳色嫩黄,写成是阳光晕染而成,田间新绿,幻想成是雨水将其催成;生动警奇,但却不无道理。以方块文字和音律,裁成一幅田园画图,清新明丽。
尾联故意纠正一个回家的错觉(作者家乡辛夷花多,而眼前还没有发出),同首联笔法,再次将心中的情绪,抒发得饶有新意。诗人以不见迎春花作结,含蓄地表达了国家山河被敌军占领的愤恨之情。诗人乘着春风,跃马扬鞭踏上辽国的土地,却似乎感觉是来到了“旧山河”,没有一丝脚踏异国土地的感觉。含蓄的语言,蕴藏着诗人收复国土的理想。
本首诗经过作者精心锤炼,立意新颖,对仗工稳,用字精确。构思新奇,感情深沉。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