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
这首词是北宋前期词人杜安世的作品,词风与柳永相近,长铺叙,少粉饰,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词。
上片重点铺叙居住的环境和时序景致,也写出了环境中的人物。“清明天气,永日愁如醉”,点出人物清明天气中的感受。清明是春分之后的一个节令,此时已入暮春,梅、杏、桃等花相继调谢,最容易引起思妇离人的愁怀。“愁如醉”,兼状愁人的内心感受和外表现。愁绪袭来,内心模模糊糊,外表则显现为表情呆滞。愁人是容易感到日长的,何况清明之后,白昼又确实是逐渐地长了起来,故曰“永日愁如醉”。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描写闺人所居住的环境。“台榭绿阴浓”至“新荷蔽”数句,活画出一幅春末夏初的园林美景。暖风轻拂;台榭的周围,绿树成荫;归来的燕子,新巢已经筑成;小小的池塘,长满了青青的荷叶。如此美景,“恰是逍遥际”,作者认为正是优游自地赏玩景物的好时光!但是却只“单夹衣裳,半笼软玉肌体。”词的抒情女主人公,一位肌肤柔软洁白的佳人披着件薄薄的夹衣,呆呆地站立那里。“半笼”两字,见出她披衣时的漫不经心;而开头“永日愁如醉”句已作了提示,这里作一呼应,写出她神情呆滞之状。另外,此处作者把写人和写景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优美的环境,衬托着美丽的闺人,恍如绿叶丛中簇拥着牡丹,相得益彰;同时环境和人物又构成了反衬:景物自佳而人物自愁,节奏并不协调,于是更显出了人物的愁绪之重。
下片着重写闺人的幽怨情怀和憔悴情态,但却从景物写起:“石榴美艳,一撮红绡比。”这是以“红绡”比石榴花之红以状其美。石榴夏季开花,花常呈橙红色,故白居易《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诗云:“石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以红色的织物比石榴花,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作者看来是受到过白诗的启发的;其后苏东坡也有“石榴半吐红巾蹙”(《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之句。文学上的继承借鉴而又有所变化,就是如此。这两句是继续写园林美景,词意更见错综。
“窗外数修篁”两句,是实写,也是虚写。实写就是女主人公的窗外大概真的有几竿修竹;因为中国的园林中,竹子是必不可少的。虚写就是她并不一定真的去相倚;这里用了杜甫《佳人》诗中的意境:“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明她也具有自怜幽独的怀抱而已。这两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人,其作用是从写景过渡到写人,而且本身已具有丰富的幽怨内涵。
紧接着上面两句,作者揭示了女主人公心灵幽怨满怀、行动呆滞,是因为“有个关心处,难相见,空凝睇。”意即有一个她关心的人,却难以相见,只能白白地盼望。这行文上是水到渠成的一笔,对女主人公的情怀、表现那么多,其原因也该有一个交代了。
结语三句:“行坐深闺里,懒更妆梳,自知新来憔悴。”是对女主人公情态的进一步刻画,也是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补足性刻画。她深闺里行坐不安,形容憔悴,没有什么心思去梳妆打扮。经过了最后这几句的进一步刻画,一位因怀念远人而憔悴幽怨的闺中少妇的形象,呼之欲出了。
这首词,前片着重写景,后片着重写人,但又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闺怨。这样,词的气脉就一气贯串,不枝不蔓,人物形象也渐趋完满。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