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
这实际是一首标准的况物自比的咏梅诗。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文武双全，年轻时意气风发，曾有一首词自赞：“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北宋灭国，是陆游一生中永远的痛，他一怀忠贞，念念不忘北伐，但一直得不到南宋小朝廷的重用，直至死去，中国人都熟悉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诗句，这首诗所表达的情绪也是相通的，反应的是在诗人特有的政治处境下，心念复国，若有所待，非常幽微，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
从诗比较明朗的格调上看，这应是陆游中年时期的作品，当时的政治空气应该是，偏安势力牢牢控制政局，北伐派的处境至为严酷。
“幽谷那堪更北枝， 年年自分着花迟。”说的是诗人自忖处于政治势力的边缘，资历不高，又力主北伐，长时间得不到当权派的重用是自然的事。
但是，他的心中确实仍有期待。年复一年的等待并没让他感觉到绝望，“自分”二字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这种心态。
要知道，在当时的氛围中，能保持这样比较舒解，比较积极的心态并不容易！
就像这眼前大雪覆盖，依然含苞待放的梅花一样——你可能理解到，那雪中咏诗之人的高标逸韵？……
浓烈的诗情画意，夹杂着无法言说的身世之感，虚实相照，浑然一体，烘托出一种清逸深幽的特殊美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惯有风格，也是我们的祖先奉献给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份独到财产。
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体讽刺散文，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洗炼的笔墨记述了故事的经过，可说是全文的引子，作者先写柑子外表具有金玉之美，其中却如败絮之劣，在一优一劣而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中，自然而然地引起发问，“将炫外以惑愚瞽也？”也自然而然地引出指责，“甚矣哉，为欺也！”作者在此突出一个“欺”字，这是全文的核心，也是贯串始终的主线，看似不经意地提出，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正是这个文眼，才引起卖柑者大段的深刻的议论。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通过卖柑人之口，揭露那些达官绅士欺世盗名的真相。文章的构思非常巧妙，“卖者笑曰”一个“笑”字用得很好，首先表现在后面的大段议论只是由一个小商贩在谈笑诙谐中说出，这就亲切又可信；其次表现了一个普通人对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的鄙视。小商贩的回答也是巧妙之极，用一句反问“而独不足子所乎？”它揭示面对“欺”道横行的社会，人们已经麻木。紧接着再用一个反问“而独我也乎？”这个反问比前一个反问更有份量，它既突出了言者对“欺”道横行社会的强烈憎恨，又使愤懑之词如流涌出。为证实自己的论点，卖柑者以排比句式，历数了行“大欺”的人。先用两个长排比句描写武将“洸洸乎干城之具”、文官“昂昂乎庙堂之器”，以之与柑子“烨然”外表相对照；接着又连用五个短排比句揭露其实质，原来是文不能治国、武不能治军之众。为了更琳漓尽致地宣泄自己愤世嫉邪之情感，文章又用两个反问句进行反复揭露。反复揭露使卖柑者“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一句指责得有理，批评得有力。
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尾，作者没有写自己如何慷慨激昂地响应卖柑者之言，却是“退而思其言”，这样既使文章形成一种跌宕美，也表明作者在深思熟虑之中品味其言的真谛所在，承认其言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这篇文章由买卖一个坏了的柑橘的小事引起议论，假托卖柑者的一席话，以形象、贴切的比喻，揭示了当时盗贼蜂起，官吏贪污，法制败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有力地讽刺了那些冠冕堂皇、声威显赫的达官贵人们本质上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欺世盗名的人物，从而有利抨击了元末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还有社会当下的黑暗，抒发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感。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