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羁旅伤春之作。
词的上片极写春日的阳和之景。以“冻水消痕”、“晓风生暖“的四字骈偶句开始,写出早春典型景物:冰雪融消,晨风送暖。骈偶句的运用显现出铺排的效果,再接“春满东郊道”一个单句托住,由水而风而郊野长道,水陆上下遍布浓浓香气。三句中,一“消”、一“生”、一“满”,三个动词显现了变化中的动态。“迟迟淑景”和“烟和露润”又是两个四字短句,却不用对偶,与开篇同中有异,概写春阳的和暖,烟岚的和润,渲染了早春的气氛,再以“偏绕长堤芳草”一句实景作为承接, 长堤一线,芳草染绿,“偏绕”二字表现长堤春草正承受着春阳与烟露的恩泽,万物与造物者融洽为一体。“断鸿”二句,场景从远远的长堤提升至广袤的天空。鸿雁北归又是一个典型的早春之景,天边时隐时现的一点归飞鸿雁的身影,更衬出江天的悠远无尽。“遥山”三句,白远天而至远山,以拟人笔法写早春刚刚染上新绿的远山如美女“淡扫”的“妆眉”,极尽闲雅秀逸之态。结句之“目极”二句说以上所绘早春阳和之景并非词人春游所历,而是他“闲倚危楼”、“目极千里”、“迥眺”之所见。
春景如此秀美诱人,词人却无意来游,此中必有缘故。景中所绘“断鸿”这一意象隐隐透露了一点信息。北归的大雁总是排成整齐的雁阵,而词人却偏偏选择一只失群的孤雁,这孤雁为下片所抒情感埋设了一个伏线。
过片换头“动几许、伤春怀抱”一语,由“动”字领起,承上启下,上片春景所引动的却是游子的“伤春怀抱”。这一语是全词情感气氛陡然大变的关键词。这关键词与上片的“断鸿”意象幽隐地暗暗相连,“断鸿”正是词人自身形象的喻托。此语中“伤春怀抱”四字亦可作为此词的“词眼”,全词所抒正是词人的“伤春怀抱”。
于是以下由“念”、“想”、“追思”引领出自己“伤春怀抱”,逐层铺叙。词人所“念”者乃“何处、留阳偏早”。所谓“何处”,即词人现今所在之处,词人偏说“何处”,化实为虚,正是游子他乡情感的流溢。“韶阳”本是美好的艳阳春色,人所共爱,词人却怪它偏偏来得这样早,正是游子伤春之情使然。词人所“想”者乃“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帝都的春日胜景用墨虽不多,但绚丽多姿,繁华热烈,对比眼前的素雅春色,自是别有一番诱人的风光,它强烈地吸引着沉迷市井生活的柳永。词人所“追思”者乃是“往昔年少”的放浪生活。他由帝都的繁华而追思起年少时的欢乐,那时是日以继日地“把酒”、“听歌”、“买笑”,挥金如土,对比今日的“断雁”情状,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又是两个四字骈偶句,与开篇的一组骈偶句遥相照应,依旧显现着铺排的效果。这种生活尽管不足取法,但对柳永来说,却是他对仕途失意的一种抗衡。而直到他作下此词的时候,仕途仍是蹭蹬,岁月依旧题跎, 却连这种抗衡带来的些许心灵慰藉也不可得了。经过“想”、“念”、“追思”这三层铺叙之后,终于逼出了煞拍之“别后暗负,光阴多少”,嗟叹岁月的流逝,为辜负了青春年华而暗暗心伤。此时此刻,词人内心的失落,痛楚早已盖过了眼前的一片春色。
柳永的词惯写羁旅愁情,但多各具面目,并不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此词以美景引愁情,以往昔的热烈反村眼前的冷寂,在抒情上又以上片深幽的蕴蓄与下片痛快的倾吐形成鲜明比照。
这是一首送别词。词的上片写词人催促友人归去与亲人团聚,同时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下片设想离别后自己孤寂的情境,以及友人回家的场景。全词在章法上曲折跌宕,在写法上虚实结合。
词上阙“数日西风”从送人之前写起:秋风习习,秋林似火。并设想友人所归之盐官处,此时瓜果正熟,催人归返。此是前路入手。“瓜果夜深”二韵,写临行饯别。夜深时分,银河灿烂,群星闪烁,饮酒送别。“怅遇合云消萍聚”写二人虽是萍水相聚,现在又匆匆作别,颇令人惆怅。“匆匆便倒离尊”形象地勾出离别在即,及饮酒伤别之状。“留连”一韵,写词人的流连之情。“残蝉韵晩”一句,以景托情,言秋蝉在夜晚声声残鸣,似表达对友人的流连之情,“时歌金缕”写送别时有歌妓侑酒,唱着金缕曲,歌中满蕴流连的情感。词人借蝉鸣与歌曲的描写表达自己的感情。此是侧笔法。
下阙“绿水暂如许”,写送别地点在水边,友人从水路出发。“奈南墙冷落”一韵,化用典故言与友人相聚之处已经冷落,令人无可奈何。“竹烟槐雨”四字,以竹林槐树烟雨朦胧之景,进一步渲染“南楼”的冷落,借以表达伤别之情。“此去杜曲”一韵,化用典故言友人所去之处距离京城临安很近。“已近紫霄尺五”极写盐官距京城之近。“紫霄指皇宫。“扁舟夜宿吴江”二韵,为后路写法,设想友人出发后,夜晚乘一叶扁舟,行驶在吴江上。此时河面上有亭亭玉立的荷花,有田田无际的荷叶,真是美丽极了。“水佩霓裳无数”一句,化用姜夔《念奴娇》“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词句,“三十六陂”言河塘之众多。“眉妩”以女子媚妩之姿形容荷花之美。最后“问别来、解相思否?”依然是后路写法,以关切的问询,从对方入手,表达思念之情,此结语词活灵而情更深切。
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