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一开始,词人便满怀忧愤向天发问:老天爷怎么忍心将天下事折腾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问天”当然不止是问天,而是问代行天意的当权者。“天下事”指当时南宋积贫积弱的统治集团为了苟且偷安,对金称臣割地,已经到了“国脉微如缕”的悲惨境地。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连年兵扰南宋,宋室面临覆亡的危险。献陵图事在当时堪称是一件盛举,它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见《宋史·礼志》二十六)王埜即事生情,渴望能有力挽狂澜的志士贤才,能够一举收复中原(以献陵图事代指故土的恢复)。可是当时国事日渐式微,中原地区早已失守,蒙古大军正不断南犯,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当权者却苟且偷安,排斥抗战派,沉溺于犬马声色之中,不思振作,这使他抱恨结愁不能自已。更令人痛心的是,现实中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却往往因报国无门,赍志而没,只剩下一堆堆荒草野茔,作者隐约感觉到自己也将会遭到他们一样的厄运,不觉发出了深切的哀叹。
第二段开头两句,作者感叹自己怀抱憾恨,垂垂老矣,接着追忆起自己当年巡视江防前线时的情景。那时他曾到六朝古都金陵凭吊过秦淮水。词中“淮水”指秦淮河,源出江苏溧水县北,横贯南京城,流入长江。王埜生在国运衰微之世,东吊秦淮,感念六朝兴亡更迭的历史教训,吊古伤今,悲恨之情油然而生。词人借酒浇愁,含恨在风中抚剑醉归,心潮激浪恰与大江波涛撞击、交汇,滔滔东逝之水好像特地为他这位壮志未酬的志士砥砺斗志。
第三段写作者当时身处闲职,远离淮河前线千里之遥,但仍怀着一颗为国分忧的壮志雄心。“纵有英心谁寄”,这颗英心在现实中无法托付,只好空自嗟叹,一吐内心的郁闷与悲愤。南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蒙古灭金后连年攻宋,局势日趋艰险,南宋政权危在旦夕。因此词人发出焦灼的呼唤:“绝域张骞归来未?”他急切盼望现实中能出现象西汉张骞那样的名将,出使西域,联合各方力量抗击匈奴。
这首词自始至终激荡着爱国志士一腔热血无处诉的悲愤心情。全词以三叠词调这一形式,将昔往与今来、抚时与感事、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际巧妙地交织起来,一咏三叹,将词人内心的激愤愁恨,感情波澜层层推出,萦回不尽。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作者多次运用反诘句式,因此词文揭响有力,频频扣击读者心弦。特别是起首与结尾两处的诘问句,一起一结责问苍天,呼唤英雄,既振聋发聩,又使词的主旨表达得含蕴深曲,耐人寻绎。
此篇为行役塞上之作。词中抒发了关塞行役中的“边愁”及词人的兴亡之感。
词作由冷冷水声起兴。用“冷冷”形容流水的清脆悠扬,自是十分精当,化用了陆机《招隐诗》中的名句“山溜何冷泠,飞泉漱鸣玉”,也就十分自然。然而唐刘长卿曾作过一首《听弹琴》诗,里面也有“冷冷”二字:“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可见这“冷冷”既可以形容流水,亦可以描述琴声。此处词人正是由潺潺的流水声联想到泠泠的琴声,从而发出“谁是知音者”的疑问。
“如梦前朝何处也,一曲边愁难写”,鸣琴一样的水声勾起的不仅仅是知音难觅的慨叹,还有前朝如梦、边愁难写的无端意绪、种种悲感。至此,整个上阕,都是从听觉上引来的愁情落笔。
下阕转而从视觉、从眼前景上进一步渲染这种愁情。“极天关塞云中,纳兰只能与大雁”,“极天”言关塞之远,“云中”谓关塞之险,皆出之于夸张之辞。这样险要的边关之地,自然是极其寥廓辽远的。“唤取红襟翠袖,莫教泪洒英雄”,结尾二句,由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词句“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化出,自然浑成,表达了难以名状的孤独寂寞的情怀,深切感人。
该词抒发了词人关塞行役中的“边愁”,并将此愁书于壁上。上片由水声泠泠起笔,慨叹知音难觅、前朝如梦,这是落笔于听觉上激发的愁情。下片写景后抒发感情,从视觉及眼前景更深层地渲染这种愁情,自然流畅,感叹孤独寂寞的情怀难以言明。全词气韵苍凉,表达了词人“英雄寂寞”的情怀。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