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是杜濬在入清后为浙江四明（今宁波鄞县的别称）一位名叫邱至山的隐逸之士所写的，诗中以古树喻邱氏，称美其遗民志节，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邱氏的向往之情。
这首诗表面上是一首咏物诗，全用比兴见义。首联谓我曾听说有三株树，从古至今，长盛不衰。“三株树”，清人李调元《雨林诗话》有解释云：“鄞(今浙江鄞县)人邱至山居东皋里，家有古柏一株，两松夹之，轮困袅空，盖南宋六百年物也”。峥嵘，一般用以指山的高峻貌，但这里的用法，大约与“头角峥嵘”之类相同，有不同凡响、超常异群之意。“闻道”二字，不独写出了这一柏二松为人传说、享有盛誉，而且避免了诗的主观色彩，使其“峥嵘”之态更能令读者信服，诗的发端亦颇有深义。
三、四句是第二句的进一步申说。“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这二句是互文见义，谓此一柏二松，都历史悠久，曾见过秦朝的短命，也曾感受过四百年汉朝的雨露深恩。三株树原是南宋之物，诗人言其身历秦、汉，并非出于疏忽，盖明清之际的遗民之作，以“秦”喻残暴的清朝，以“汉”喻汉族创建的明室，乃是常事。此二句写出了松柏的大节，既是对邱至山的褒扬，也体现了诗人深念故国、蔑视新朝之心。
五六句进一步写古树的节操，是诗人的直言赞关。“用尽风霜力，难易草木心”。这里，“风霜力”自是指易代之际清王朝的血腥屠杀，威胁利诱，而“用尽”二字更可深味，见得此风霜乃是人为的风霜，是有人用了无数气力、费了百般心思施放出的手段；如此，在风霜的极力摧残下的“草木心”犹然“难移”，就弥觉珍贵难得了。这二句一扬一抑、古树的凛然节操跃然可见。“草木心”语出唐张九龄《感遇》诗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因此，这三字中也含有对邱至山坚持隐居生活，不求清王朝功名的赞美之意。
尾联中的“苦楝”是诗人家中所栽之树，诗人以此自喻。诗人用颔、颈二联盛赞三株树
后，到尾联一转，指出其‘孤撑”，即孤立地支撑于天地之间，可见如古树之坚贞、如邱氏之风骨者，天地间实在已太少但下面“休抱恨”三字又是一转：诗人对三株树道，君虽然孤撑，但知今不必再为此孤独而抱恨了，因为——“苦楝亦成阴”，楝树高有丈余，叶密如槐；现在，我家的楝树已长大、亭亭如盖、树荫(“阴”通“荫”）亦如松柏一般宽广，足可与君为伴；言下之意，我这个遗民中之后辈，多年来砥砺志节，已可追陪为邱氏之小友，足慰其寂寞了。这二句一波三折，由人及己，过渡得十分巧妙；句中既言诗人之志，又以苦楝陪衬古树，不失邱氏前辈老成身份，出语亦极得体。
此诗全用比兴，字面上不露痕迹，笔法老到浑成，写古树峻洁之志，而措词亦如刀劈剑削，骨节棱棱，是一首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的佳作。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三句直接驳斥儿子用以阻止词人引退的理由，有针锋相对之势。词人的儿子认为词人此时的官位还不够，积蓄的俸禄还不足以购买丰厚的田产，言下之意希望父亲能继续升官，而词人劈头便说：“吾衰矣。”儿子以富贵为念，词人便以富贵的时机、富贵的忧患来回应。“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五句全是用典，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穆生和陶渊明。西汉楚元王刘交以穆生、白生、申公三位贤士为中大夫、礼贤下士，席上专为不喜饮酒的穆生设醴，其孙刘戊继任为王后忘了设醴。穆生看出楚厉王怠慢背后潜伏的危机，毅然辞官。陶渊明曾当任彭泽县令，因为不愿意以五斗米的官俸而低头向乡里的小人，便辞官而去，在农村种地，不求闻达。词人直言要以穆生和陶渊明为师，有及时归隐、远离官场的意思，与儿子希望自己继续留在官场，等待词人以后富贵的想法背道而驰。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两句都在第三字后断开，造成了节奏和语意上的奇峭。作者不仅想到了归隐，而且连归后闲居处的亭、园的名字都想好了。“闲饮酒，醉吟诗”两句概括了理想的生活状态，“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两句引用禅语和谚语，说明人生苦短，眼前占有的身外之物都不能长久，不如看淡。“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三句不仅否认了富贵，而且否认了满足与不满足。
上片说做官的道路危机四伏，要以穆先生、陶县令这些以前的贤人为师，早点隐退，不要期待功名富贵，言外之意包含对朝廷不能用抗战志士的不满。下片想象归隐田园、饮酒吟诗的乐趣。整首词的语言看似平实通俗，实际上却贯穿各种典故和对前人作品句子的化用。通过给儿子讲述道理，把辛弃疾正直不阿、洁身自好的形象体现出来。
开头两句，以本住南朝京城金陵（即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而不意远嫁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女子，比拟自己本为南朝忠贞之臣，却于政局突变中误陷异域，羁留于北朝京城。一“住”一“嫁”，衔接紧凑，出语天然；但，是喜是悲，尚未分明。于是逗起悬念，引人观瞻。
紧接着三四两句，用“泪落”这一饱含激动情态的特有形象，回答并肯定了是悲而非喜的前面悬念；又以“何处天边”的疑问，拓开了绵远而深沉的想象与思念。由“金陵”而至“长安”，地域虽远，但都属于京都大邑，相比于荒漠苦野，犹未见其太大的不幸。申之以“不知何处天边”，就把女子（诗人自己的喻体）身在长安却终日向故乡引颈远望，望眼欲穿，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态，鲜明地突现于画面。魏晋时期人们有“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见《世说新语·夙惠》）的说法，以“日下”喻京都。这里诗人却反拨为身居京都长安而远望天边故乡，仿佛那遥远而又分明的“天边”，才是真正的“日下”，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引发力。
五六两句，以“胡尘”与“汉月”并举，对仗工整，精警显豁。用一贬意分明的“尘”埃，笼括北方“胡”地；又用一美感鲜朗的“圆” “月”，象征南方的祖国。并进而一呼“应尽”，一盼“更圆”，于委婉中流溢着激越之情，在期望中潜孕着愤慨之意，产生含蓄而又深切的美学效应。
最后两句，以“君”这一为自己热恋苦思之人，象征南方祖国，并表明自己正为祖国而动情歌唱；由于异乎寻常的心情激动，在洒泪悲歌的同时，竟不知不觉地将伴奏的琴弦拨断了。以“断弦”收结，不仅使人目睹其形，亦能令人耳闻其声，还能触发人们的绵缈思绪：弦虽断而弦上之音仍余韵袅袅，回荡空间，萦绕心头，……可谓涵不尽之幽思如在眼前。
唐代是中国诗歌文化发展的巅峰，不论是从诗人规模还是作品质量上，再没有哪个时期能望其项背。这一时期，诗歌理论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着重探讨诗歌美学问题的理论著作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含蓄》一则是《二十四诗品》的第十一品，是全书最具文采的篇章之一，向来为人所称道。既名曰“含蓄”，下笔就不能太露骨，提出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诗也好，行文也罢，神韵首先是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要让读者品出“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来。紧接着，为具体阐述这种思想，作者首先举了个例子，“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在措辞上没有苦大仇深的句子，但蕴含在字间的忧患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以文已尽而意有余，回味无穷为上。
第二段是在第一段基础上的递进，主要是想说明含蓄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有真宰，与之难浮”。所谓的“真宰”语出《庄子•齐物论》，即指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在此则是指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含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作品的“难浮”而“与之”，须得自然。如酒之溢出于器，虽已积满，而仍不休；抑如花之将绽，遇有秋寒之气，则必放慢其速，含而不露。这两个比喻，不仅切合命题，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说这则很有文采。
文到第三段而境界始大，空中之尘、海中之沤，无穷无尽，而诗人只要取其九牛之一毛，也就理解他们的特质了。进而以一驭万，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而末句之“万取一收”与首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一纲领性判断相照应，这也正是一种含蓄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