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妻子王弗的美貌。“寒玉细凝肤”，描绘王弗的体态。“寒玉”，突出她玉般容貌之清秀。“细”，刻画她皮肤的柔润。“凝肤”，细状她肌体之洁白。“清歌一曲《倒金壶》”，描叙王弗之歌声。“清歌”，衬托歌喉之美。“一曲”，言歌唱得极少，可就是能叫人倾倒。“《倒金壶》”渲染歌后的效应“如醉如痴”。“冶叶倡条遍相识”，比喻王弗的动人舞姿。“冶叶倡条”，突现她身段的婀娜多姿。“遍相识”，引起广泛的轰动效应，如同老友问的久别重逢，一见如故。将上述三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获取与“寒玉细凝肤”句照应的动人印象：王弗整个精神的美就在于“净如，豆蔻花梢二月初”。它既点明王弗年龄，也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含意。“二月初”，新嫩、旺盛、活泼，宛如“二月春风似剪刀”。对于词人的婚姻观来说，他冲破了“父母包办”下的“安心顺从”的世俗，成全了笔下她那“美丽”、“亲密”、“融洽”的妻子形象。
下片，写难忘新婚夜的欢乐生活。“年少即须臾”，意即珍惜少年时光。“年少”点明年龄，“须臾”点明青春易逝，突出了生命诚可贵的特点。 “芳时偷得醉功夫”，夫妻二人正处于情爱的“芳时”——黄金岁月，哪怕是喝酒时间也要抓住尽情欢乐，得闲“偷得醉工夫”，亲热，醉酒，行乐，词人突出了“芳时”宝贵的特点。“罗帐细垂银烛背”，描绘新婚之夜的邂逅情趣。“罗帐细垂”，为新婚夜的象征物，“银烛背”，表明不能露之于外的新婚隐私生活。邂逅是命运对情侣的巨大恩赐，是深恋的显示，无疑，词人在这里突出了性爱情爱以“互爱为前提”的特点。“欢娱，豁得平生俊气无”，照应开头，写新婚之夜那种纵情的总感受。情爱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新婚之夜尽情倾泻，会获得“欢娱”的美感，以致“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是“豁得”，拿出平生之精力，但不英雄志短，儿女情长的话，那么，这种男女结合无异于动物的自然邂逅了。纵观整个下片，由年少——芳时——罗帐细垂——豁得，形象地组缀了一幅年轻夫妻新婚夜的璀璨夺目的情爱世界长卷。
全词虽然是集句的形式，但从句子与句子的连缀、组合来看，仍然真实地反映了词人年少时的美满婚姻生活，赋予了新意，表明了词人对唐代诗词的融会贯通，信手拈来的娴熟功夫。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