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面上看是一首伤春的词,实质上是一首借伤春入笔,抒发词人对“故苑春光”无限怀念的抒情词。这种伤春不仅仅是感叹春光的流逝,而是寄寓了词作者对往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昌明盛世的深切怀念。
上片抒发伤春的情感。首句十五个字,写出了几番风雨过后,白花洞,春色逝的凄凉景象,词人触景伤情,思绪联翩,无限怅惘涌上心头,由春光的流逝,想到了美好岁月的不再,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起句“几番风雨”,点出春光不再的原因,“不见”二字,道出词人对春光的寻觅与留恋,当那嫣红的海棠与如雪的梨花确实已“不见”时,无限的惘怅便自然而然地涌上了词人的心头。他希望仍然能够看到那“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生机盎然的景象,但却终是“不见”。因此才有了后面“底事胜赏匆匆”的问句和“酒肠窄”的自怨之词。“更笑老东君,人间客”。因春之消逝而嘲笑司春的老东君象是匆匆来去人间的过客,转瞬即逝。明明是无尽的惘怅与留恋,却偏偏用了一个“笑”字来传达,所谓强颜欢笑,读来更是让人心酸。
下片转为剖示词人的心理情态。虽然是胸中愁肠百结,但幸有新翻的笛曲,酩酊大醉后的信手挥毫,以及那醉望中的“倚栏人”,似还可以帮助词人荡除心中的烦恼与忧愁。可是,“倚栏人”只是似曾相识,词人心中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失望之水熄灭了。
“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阵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则是点晴之笔。道出了昔日燕京的繁华与故苑后宫此时的荒凉萧条。句式凄绝哀婉,道出作者的国势不振,国家的衰亡而无限感伤。在国家危难之时,词人追忆往日的繁荣昌盛,感叹盛世的不再,心中不禁悲凉无限。这也是他伤春的真实用意。
全词意境清幽,语言浅近,虽淡淡着笔,言外却有无限感怆,读来意韵绵长。
词的上阕分析宋朝戈金的有利形势,首先刺堂之上有在宴席之中就能战胜列手的智谋之士,而在边疆有骁勇善战的将领与士兵。宋朝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戈金是完全可行的。之所以要这样分析,主要是针对当时朝廷弥漫的自卑、畏敌情绪而言的。虽然已经议定要戈金,但是朝野上下对于抗金的胜利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刘过这首词就是鼓励大家要看到希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抗金事业中去。词中引用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盖子·公孙丑下》),其实就是强调虽然南宋的军队实力比不过金国的军队,但只要南宋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充分发挥人和的作用,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南宋的。
词的下阕瞻望南宋戈金的大好前景:只要执政者治理有方,君臣同心,同休共戚,那么明年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而用不了多久,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引来四方朝贺的。这从全词的形势说到韩伉胄本人,是对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让人充满信心和勇气。
该词运用很多口语化、散文化的句子,大有以文为词的倾向,读来朗朗上口,更增加了词的魅力。全词语言流畅、气势磅礴。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