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二句写湖上：夜空景象，写的是远景，着重从视觉来写；后四句写湖面上的风势与浪声，写的是近景，着重写听觉上景物；诗的最后四句抒怀，着重抒发了诗人南下途中羁旅的情怀。此诗借景抒怀，情思勃郁，意蕴浑厚，格调高古。
“苍茫雾连空，冉冉月堕水。”此写湖上夜景。邵伯湖北接广阔的高邮湖，两个湖到了晚上上，水气蒸腾、扩散，形成茫茫大雾，像是与天相接一般，辽阔无垠，一片灰白。开篇第一句就把湖上夜晚的特有景观勾勒了出来，它宛然“帘幕无重数”的大舞台布景，宏阔气派，又飘忽朦胧如梦如幻。紧接着出台的便是洞府仙子月姑娘，她皎洁如玉、脉脉含情仿佛被这洁净浩秒的湖水所招引，“冉冉”而下，不偏不倚，像要“堕”入这湖水的怀中，尽情地沐浴一番。
开头两句看似寻常，实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蕴含丰富，耐人寻味。诗人一是选用了“连”字写雾使人感到雾在弥漫，已与高空融为一体；一是选用了“堕”字写月，月本是静物，由于船行很快，船上人看月却疑惑月在直“堕”，这是因为视觉造成的心理错觉起了作用，也反映了船行月移相对运动的感觉。诗利用这种错觉化静为动，显得别有趣味。同时“望”有沉重感，是诗人心情的自然流露。眼前景致虽美，但不与诗人内心情感吻合，此请乐景不为哀情所欣赏。因此“堕”字下得有分量，与结句“愁”字遥相呼应，使得诗情前后浑然不可分割。
以上二句，还只是邵伯湖的大背景，再下四句，则是“夜过”邵伯湖的正题了。这四句都着力在一个“风”字上。“飘翻双鬓风，恍惚无定止”，这风吹来，恍恍惚惚，不知所起、不知所迄不知何时方休，这正是湖上风的特色；但休说它“恍惚”，它还真有力量，吹乱了船头诗人的双鬓，这还是其小者也。“轻帆不用楫，惊浪长在耳。”这才是湖上风八面威风的时候。“不用楫”，是说风大大了，鼓足了船帆，船再也不必靠划桨助行了。既轻快，又惊险。风使船飞驶，船一任风播弄，只听惊涛骇浪拍击着船板。捱过了这样的时刻，诗人马上提起笔来，记下这夜过邵伯湖的难忘之景。可以说，促使诗人写作此诗的，不是雾、不是月，而是这湖上的风。从全诗的情绪看，诗人对这风似乎并无好感，但这四句实在是非亲身经历不能道得的妙句，不管诗人主观感情如何，它们都为邵伯湖增色不少。
最后四句抒发诗人内心情感。“江湖日浩荡，行役方未已。”诗人由运河至高邮湖、邵伯湖，水面日益宽阔，水势日益盛大，而行程正处中途，远远没有结束。按理最象越来越开阔，心情也应越来越畅快，可“方未已”三字所表露的却是对长久栖身他乡水上的无限厌倦，含有赶快终止这种动荡不安的羁旅生活的企盼。所以，末了诗人不禁感慨道：“羁栖正愁绝，况乃中夜起。”这两句一方面紧扣“衣”，一方面点明“愁”，题意遂获得了突出。
以浩大开阔的自然境界衬托诗人忧愁郁闷的情怀，这也是以乐景写哀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种主观内心情绪在起作用，在整个审美过程中，客观物象也就难免不染上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对前面所写的雾、月、风、浪和烟波浩渺的江湖，就都可以理解为是诗人“愁”的感情载体，都不免附有“愁”的情绪。
此诗写一位远嫁的女子思乡怀亲的感情。全诗四章，内容都是远嫁女儿脑海中的形象活动。全诗从回忆与推想两个角度来写，可分两大部分，前后各两章，分别成一层意思。
开头两章，是远嫁姑娘的回忆，都是关于婚前家乡与亲人的事。首章回忆当姑娘家时在淇水钓鱼的乐事：“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和伙伴们一起到淇水钓鱼游玩，这是多么惬意的事，不可能忘记。可惜眼下身在异乡，再也不能回淇水去钓鱼了，“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次章回忆离别父母兄弟远嫁时的情形。泉水、淇水，逐渐远去；父母兄弟，逐渐远离。离别的场面和离别的情怀，最使人难忘。远嫁的女儿回忆起这个场景，思念之情不可抑止。第一章、第二章共八句，重点在回忆，强调的是思乡怀亲之情。
第三、四两章是进一层意思：希企。眼下远嫁女儿已是人家的媳妇，故乡亲人都见不到。回忆激起的情怀，化作热情的企望：希望能有一天重归故乡。三四两章，便是想像回乡时的情景。淇水、泉水依然如故，“淇水在右，泉源在左”，与第二章两句一样，只是句子位置变化一下，实际上是用复沓的手法，表示重来旧地的意思。这时候，出嫁女已不再是姑娘家时持竹竿钓鱼那样天真了，而是“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一副成熟少妇从容而喜悦的样子：故乡，我终于回来了！仿佛为了重新找回少女时代的感觉，这位少妇又到淇水。不过，这次不是钓鱼了，而是“桧楫松舟”，乘船游赏。不过，旧地重游，也不能排解远嫁多时的离愁。三四两章想像回乡的场景，正是远嫁归不得的少妇幻想的场景。想像得越真切越具体，现实中远离故乡不得归的思念之情就越强烈。所以，驾船游赏故乡的想像，根本不能解决思乡怀亲的愁思。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