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
这是张岱《陶庵梦忆》的自序，一篇“说梦”的散文佳作。文章第一段简述国破家亡后，自己的思想矛盾和贫困生活；第二段以简净的句法，将早年的豪华生活与今日的蔽败潦倒作种种对比，认为这都是现世的因果报应；第三段用黄粱梦、槐安国的典故，点明“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主旨，自比“痴人”，犹喜说梦；第四段说了两则故事来比喻人生的虚幻；末段承认，自己虽大梦将醒，仍旧难舍名根，故有种种记叙。
全文字数有限，但作者的生活变迁、心路历程、著文渊源清晰可见，自嘲、自悔、自诩之情毕备，可谓言约而意丰。同时多处用典，讲究对仗，文字整齐凝练，清丽活泼，饶有诗意，既增强了文章的品味、厚度，又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
作者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尽管并不十分阔气，但祖上的余荫和家私已颇够他受用的了。正如文章第二节罗列的种种“果报”所云，他往昔是生活在“轻煖”“甘旨”“温柔”“爽垲”和“香艳”之中的。如今，“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甚至连故旧见了，也视为“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这不能不令他回首往事，顿生“隔世”之感，愤激得几乎要自杀。胸中有块垒，不能不吐。他有自己的武器，那便是手中的笔。他寄希望于散文，用“梦忆”“梦寻”来追念乡土和故国，留下了《陶庵梦忆》一类的散文篇章。这些文字，记录了晚明社会生活的种种琐事，包括许多掌故，篇幅短小，内涵甚丰，戚而能谐，歌哭同声，旧梦中微露新梦的曙色，轻松中含蕴着寒冰下的艰涩与呜咽。此序说得何等深沉：“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伍崇曜跋《陶庵梦忆》亦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斯言点出此序旨意，颇中肯綮。
正由于张岱用日常生活琐事作经纬，编织他的故国之梦，所以，这种梦细丝密缕，光彩迷离，很难经受动荡时事的凄风苦雨。此种写作困厄与辛酸直接体现在本序之中，他叹息：“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他长啸：“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很明显，张岱是用泪眼来观梦、察梦、寻梦的。透过他追忆的昔日繁华和诸多意趣，可以体察到的是一种无可如何、挥之不去的沉郁的哀愁。在品味此序时，应当注意把握这一种基调。
当然，作者的感情表露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形式，如：第一节说首阳二老不食周粟乃“后人妆点语也”，分明是悲绝生辛，用诙谐的笔调去抒写胸中的阵阵狂澜。又如：第二节连用七个排句大谈“因果报应”，节奏短促，一气呵成，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被压抑、被扭曲的悔恨与愤懑；接下来，第三节以“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为转折，推出了对“往事”的“遥思”，心旌飘摇，不能自持，颓伤中夹清新之气，决绝中带眷恋之情，忽喃喃自语，忽捶胸诘问，终于恍惚痴迷地将“说梦”的主题点破；至于四、五两节，则以议论和剖白的方式，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寻梦而又惧梦、梦醒了又祈求新梦的矛盾心态和复杂意绪。这样，通篇嘈嘈切切，似乱非乱，主调明晰而又富于变幻，纲绳擎起而又美目盼兮，一种动人心弦、催人共鸣的艺术感染力便油然而生。
由于此文是一篇“自序”，故作者要简括地回顾著述的起缘、宗旨以及全书的内容和特色。张岱尽管在落墨时情绪跌宕起伏，但对于以上这些要点仍给予了冷静的关照。他以抒情为线索，巧妙地嵌入记叙与议论，这就使全文虚实相依，静深而又灵敏，实用而又好看。一般认为，张岱的文章凝练得有如“唐人绝句”，其间点染依稀，烟云灭没，给人以神思荡漾的奇趣。此篇虽属“应用文体”，但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功力仍然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人读罢免不了要心驰神往，再三吟哦。
张光启生活于明末清初，入清，隐居不仕，享年八十馀。从这首小诗的内容来看，写此诗时，他已是策杖而行的老人，但耳聪目明，身体尚健。
在一个败荷零落的秋日，诗人拄杖独自站在荷塘边，秋风一过，无数托着残叶的荷柄随之鼓斜倾倒。但是，他再举目远望，只见满目凋零的秋景中，却有一朵新开的荷花突兀的闯进了他的视线，他不禁眼前一亮，心中激动之情不以言表。诗人不说一朵花而说“一枝花”，这表明他注意到的，不只是花朵，而且还有花枝。在众芳摇落、荷柄斜倒映衬下，挺直的花枝托着鲜花，不仅美艳，而且显出一种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诗人直接描画出的是残荷中的一枝新花，谁又能说诗人不是在借以歌颂这样一种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精神呢？
本诗前后对照鲜明，如果说，读前两句诗，我们心中可能生出对诗人老境凄凉的同情，那么，当读到后两句时，就只有对作者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的精神的钦佩之情了。张光启无意于为自己画像，但这首小诗却成了诗人晚年极为生动传神的一幅小照。
这诗的主题是北方边塞战士的乡愁，取材则集中于战士服役归乡途中的感慨。全诗可分三节，每节四句，首节写役满放归，叙述离家长久，思归之极；次节写来到家乡，叙述为国守边，戍地遥远；末节写感慨讽谕，指出朝廷漠视人情，不了解也不关切戍边战士的心情，而将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置于言外。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此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率真，是表现久戍思归主题的代表作。
不难看到，这诗的艺术构思汲取了《小雅·采薇》的一些经验，例如取材于战士归途的思想感情活动，交织即情与追叙的结构安排，采用对比、夹叙的表现手法等。但是《小雅·采薇》的主题思想侧重于褒扬战士的爱国精神，所以战士的内心矛盾主要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矛头指向外敌。而这首《杂诗》的主题思想则是讽谕朝廷不恤边卒，批评边塞政治不当，所以诗中不多涉及边塞民族矛盾扣军事情形，集中抒发“人情怀旧乡”和“胡宁久分析”，突出久戍不归的乡愁归思。由于主题思想比《小雅·采薇》单纯明确，因此它抒情性强，讽喻性突出，基本上不作叙事，从而使诗的旋律明快，节奏强烈，形成一种富有激情的基调，感讽弥深而气势充沛，动人心弦，促人省醒。钟嵘要求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可见这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评论要求的。
从诗句看，起结两联都堪称佳句。“朔风”二句是赋而兴。开篇点明时节、地点，点出主题“归心”，这是“赋”的要求。但诗句意思是说，北风吹动秋茸，引起边塞的战马产生回家的心思。这并非直接的“赋”，而是一种能引起战士思归的物象，所以实质是“兴”。对全诗来说，这二句起兴，以鲜明形象、无尽感慨和充沛气势奠定了基调，成为贯串全诗的主旋律，因而是风力挺起的佳句。“师涓”二句是用典故的赋而比，实质是事比。诗人用师涓的故事，态度比较婉转，讽喻却很尖锐，旨在提醒朝廷长久不闻警诫亡国的声音，不察觉在戍卒乡愁思归之音中的不满与不安，其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从讽谕美刺看，末二句亦是结得有力的，两相比较，各有特点。然而从南朝以来，评论都更欣赏“朔风”句，这与诗歌艺术思潮发展有关。
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虽然模仿《小雅·采薇》却能出以己意，直抒胸襟，这在玄言诗风行的东晋诗坛上是十分可贵的，不失为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风貌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