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古时进贡荔枝事。历史上把荔枝作为贡品,最著名的是汉和帝永元年间及唐玄宗天宝年间。“十里”四句,写汉和帝时,朝廷令交州进献荔枝,在短途内置驿站以便飞快地运送,使送荔枝的人累死摔死在路上的不计其数。“飞车”四句,写唐玄宗时令四川进献荔枝,派飞骑送来,到长安时,还是新鲜得如刚采下来一样,朝廷为了博杨贵妃开口一笑,不顾为此而死去多少人。这一段,抓住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点,在运输要求快捷上做文章,指出朝廷为饱口福而草菅人命。这一点,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已作了描写,苏诗中“知是荔支龙眼来”、“宫中美人一破颜”句就是从杜牧诗中化出。但杜牧诗精警,苏诗用赋体,坐实了说,博大雄深,二者各有不同。
“永元”起八句是第二段,转入议论感慨。诗人以无比愤慨的心情,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诛伐李林甫之类,媚上取宠,百姓恨之入骨,愿生吃其肉;感叹朝廷中少了像唐羌那样敢于直谏的名臣。于是,他想到,宁愿上天不要生出这类可口的珍品,使得百姓不堪负担,只要风调雨顺,人们能吃饱穿暖就行了。这段布局很巧,“永元”句总结第一段前四句汉贡荔枝事,“天宝”句总结后四句唐贡荔枝事,“至今”句就唐事发议论,“无人”句就汉事发议论,互为交叉,错合参差,然后用“我愿”四句作总束,承前启后。
“君不见”起八句是第三段,写近时事。由古时的奸臣,诗人想到了近时的奸臣;由古时戕害百姓的荔枝,诗人想到了近时戕害百姓的各种贡品。诗便进一步引申上述的感叹,举现实来证明,先说了武夷茶,又说了洛阳牡丹花。这段对统治者的鞭挞与第一、二段意旨相同,但由于说的是眼前事,所以批判得很有分寸。诗指责奸臣而不指责皇帝,是诗家为尊者讳的传统。就像杜甫《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写安史之乱而为玄宗开释;李白《巴陵送贾舍人》“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写才士被贬,反说皇帝大度。苏轼在这里用的也是这种“春秋笔法”,很显然,他不仅反对佞臣媚上,对皇帝接受佞臣的进贡,开上行下效之风,使百姓蒙受苦难,他也是十分不满的。这一段,如奇军突起,忽然完全撇开诗所吟咏的荔枝,杂取眼前事,随手挥洒,开拓广泛,且写得波折分明,令人应接不暇。而诗人胸中郁勃之气,一泻而出,出没开阖,极似杜诗。
全诗有叙有议,不为题囿,带有诗史的性质,因此清方东树等的赞誉。
这首诗写久别的老友重逢话旧,家常情境,家常话语,娓娓写来,表现了乱离时代一般人所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会难”之感,同时又写得非常生动自然,所以向来为人们所爱读。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开头四句说,人生旅途常有别离不易相见,就像参星商星实在难得相遇。今夜又是什么吉日良辰,让我们共同在这烛光下叙谈。这几句从离别说到聚首,亦悲亦喜,悲喜交集,把强烈的人生感慨带入了诗篇。诗人与卫八重逢时,安史之乱已延续了三年多,虽然两京已经收复,但叛军仍很猖獗,局势动荡不安,诗人的慨叹,正暗隐着对这个乱离时代的感受。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四句是说,青春壮健年少岁月能有多少,转瞬间你我都已经两鬓如霜。昔日往来的朋友一半已去世,我内心激荡不得不连声哀叹。
久别重逢,彼此容颜的变化,自然最引起注意。别离时两人都还年轻,而今俱已鬓发斑白了。由“能几时”引出,对于世事、人生的迅速变化,表现出一片惋惜、惊悸的心情。接着互相询问亲朋古旧的下落,竟有一半已不在人间了,彼此都不禁失声惊呼,心里火辣辣的难受。按说,杜甫这一年才四十八岁,何以亲故已经死亡半数呢?如果说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已经隐隐透露了一点时代的气氛,那么这种亲故半数死亡,则更强烈的暗示着一场大的干戈乱离。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没想到我们已分别二十个春秋,今天还能亲临你家里的厅堂。“焉知”二句承接上文“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诗人故意用反问句式,含有意想不到彼此竟能活到今天的心情。其中既不无幸存的欣慰,又带着深深的伤痛。
前十句主要是抒情。接下去,则转为叙事,而无处不关人世感慨。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这两句是说,相分别时你还没有结婚成家,倏忽间你的子女已成帮成行。随着二十年岁月的过去,此番重来,眼前出现了儿女成行的景象。这里面当然有倏忽之间迟暮已至的喟叹。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这四句是说,他们彬彬有礼笑迎父亲老友,亲切的询问我来自什么地方?还来不及讲述完所有的往事,你就催促儿女快把酒菜摆上。
这四句写出卫八的儿女彬彬有礼、亲切可爱的情态。诗人款款写来,笔端始终流露出一种真挚感人的情谊。这里“问我来何方”一句后,本可以写些路途颠簸的情景,然而诗人只用“问答乃未已”一笔轻轻的带过,可见其裁剪精炼之妙。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这两句是说,冒着夜雨剪来了新鲜的韭菜,呈上新煮的黄米饭让我品尝。从中看到处士的热情款待:酒是让儿子立刻去张罗的佳酿,菜是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饭是新煮的掺有黄米的香喷喷的二米饭。这自然是随其所有而具办的家常饭菜,体现出老朋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四句是说,主人感慨见面的机会太难得,开怀畅饮一连喝干了十几杯。一连喝干了十几杯还没有醉意,令我感动你对老友情深意长。
这四句,叙主客畅饮的情形,故人重逢话旧,不是细斟慢酌,而是一连就进了十大杯酒,这是主人内心不平静的表现。主人尚且如此,杜甫心情的激动,当然更不待言。“感子故意长”,概括的点出了今昔的感受,总束上文。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末两句是说,明日分别后,又相隔千山万水,茫茫的世事真令人愁绪难断。末两句回应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暗示着明日之别,悲于昔日之别:昔日之别,今幸复会;明日之别,后会何年?低回深婉,耐人寻味。
诗人是在动乱的年代、动荡的旅途中,寻访故人的;是在长别二十年,经历了沧桑巨变的情况下与老朋友见面的,这就使短暂的一夕相会,特别不寻常。于是,那眼前灯光所照,就成了乱离环境中幸存的美好的一角;那一夜时光,就成了烽火乱世中带着和平宁静气氛的仅有的一瞬;而荡漾于其中的人情之美,相对于纷纷扰扰的杀伐争夺,更显出光彩。“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被战乱推得遥远的、恍如隔世的和平生活,似乎一下子又来到眼前。可以想象,那烛光融融、散发着黄粱与春韭香味、与故人相伴话旧的一夜,对于饱经离乱的诗人,是多么值得眷恋和珍重啊。诗人对这一夕情事的描写,正是流露出对生活美和人情美的珍视,它使读者感到结束这种战乱,是多么符合人们的感情与愿望。
这首诗平易真切,层次井然。诗人只是随其所感,顺手写来,便有一种浓厚的气氛。它与杜甫以沉郁顿挫为显著特征的大多数古体诗有别,而更近于浑朴的汉魏古诗和陶渊明的创作;但它的感情内涵毕竟比汉魏古诗丰富复杂,有杜诗所独具的感情波澜,如层漪迭浪,展开于作品内部,是一种内在的沉郁顿挫。
诗写朋友相会,却由“人生不相见”的慨叹发端,因而转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时,便格外见出内心的激动。但下面并不因为相会便抒写喜悦之情,而是接以“少壮能几时”至“惊呼热中肠”四句,感情又趋向沉郁。诗的中间部分,酒宴的款待,冲淡了世事茫茫的凄惋,带给诗人幸福的微醺,但劝酒的语辞却是“主称会面难”,又带来离乱的感慨。诗以“人生不相见”开篇,以“世事两茫茫”结尾,前后一片苍茫,把一夕的温馨之感,置于苍凉的感情基调上。这些,正是诗的内在沉郁的表现。如果把这首诗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对照,就可以发现,二者同样表现故人淳朴而深厚的友情,但由于不同的时代气氛,诗人的感受和文字风格都很不相同,孟浩然心情平静而愉悦,连文字风格都是淡淡的。而杜甫则是悲喜交集,内心蕴积着深深的感情波澜,因之,反映在文字上尽管自然浑朴,而仍极顿挫之致。
《度关山》一诗表现了曹操的政治理想。其内容讲的是执政者要勤俭、爱民、守法。曹操用法严峻,有犯必纠,这是一种法家精神,他反对滥用刑罚,提出要依法而行。曹操提倡节俭,《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不好华丽,后宫衣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俭为共德”是作者极力提倡的。
此诗开头直接提出“天地间,人为贵”,凸现了诗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接着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贤明,制定法规,全国统一,以奢侈为大恶,以俭朴为美德。退昏庸,举明智,官吏尽职,百姓安定,人口繁息,设立刑狱,执法正当。人与人之间,退让不争,上下相同,彼此亲爱。
全诗表达了诗人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为了充分表达这一思想,诗人并写两面,一是通过叙述古代君主治民的法则,认为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备者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二是通过尧舜之间的对比,提出纠正“侈恶之大”的方式,即“俭为共德”,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从中可见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愿望。
这首诗在内容上,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蕴涵着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在写作上,除了采用正面颂扬的形式之外,“嗟哉后世”八句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对比,肯定了民本思想,揭示了奢华造成的后果。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