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此曲描绘杭州西湖秋天的景色,表现了作者游湖时真切的感受,展示了作者淡泊名利、飘然出世的心胸。全曲文笔轻松舒畅,作者准确地抓住西湖秋景的特点,与人们的秋思融为一体,情景交织出一幅令人难以淡忘的画面。
作者选取了一个最长于表达出秋天的感受与印象的角度:在雷峰塔畔登高望远,把西湖的秋景与人们的秋思融为一体。放眼望去,西湖亭亭玉立的芙蓉,静静地觅食的白鹭。菊花怒放,满目秋光,金风习习,桂香送爽。登高远望又见钱塘波涌,一派长江大河气象。湖水清澈,江潮滚动,天边已挂斜月,两三行新雁掠过天空。
全曲短短几句,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了西湖秋景的不同风格,既清新宁静,又雄壮辽阔。《小梁州·秋》的主要艺术特色就在于清新美丽和雄壮辽阔兼具,作为贯云石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他的散曲清丽中有豪放刚柔相济的风格。
此曲所择取的景物和意象,都极富秋之神韵,作者又能将自己的情感融于其中,使得情景合一,加大了情的深度与景的厚度。作者笔下的景物能够反映他的内心世界,贯云石在辞官归隐后没有惆怅、失落,而是开朗、豪放。贯云石把维吾尔族的豪爽、率真、愉快的传统融入散曲创作中,形成了与汉族作家不同的风格。
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