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八句是先写公孙大娘的舞蹈:很久以前有一个公孙大娘,她善舞剑器的名声传遍了四面八方。人山人海似的观众看她的舞蹈都惊讶失色,整个天地好像也在随着她的剑器舞而起伏低昂,无法恢复平静。“霍如羿射九日落”四句,或称为“四如句”,前人解释不一,这大体是描绘公孙舞蹈给杜甫留下的美好印象。羿射九日,可能是形容公孙手持红旗、火炬或剑器作旋转或滚翻式舞蹈动作,好象一个接一个的火球从高而下,满堂旋转;骖龙翔舞,是写公孙翩翩轻举,腾空飞翔;雷霆收怒,是形容舞蹈将近尾声,声势收敛;江海凝光,则写舞蹈完全停止,舞场内外肃静空阔,好象江海风平浪静,水光清澈的情景。
“绛唇珠袖两寂寞”以下六句,突然转到公孙死后剑器舞的沉寂无闻,幸好晚年还有弟子继承了她的才艺。跟着写她的弟子临颍李十二娘在白帝城重舞剑器,还有公孙氏当年神采飞扬的气概。同李十二娘一席谈话,不仅知道她舞技的师传渊源,而且引起了自己抚今思昔的无限感慨。
“先帝侍女八千人”以下六句,笔势又一转折,思想又回到五十年前。回忆开元初年,当时政治清明,国 势强盛,唐玄宗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建立了教坊和梨园,亲选乐工,亲教法曲,促成了唐代歌舞艺术的空前繁荣,当时宫廷内和内外教坊的歌舞女乐就有八千人,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又在八千人中“独出冠时”,号称第一。可是五十年历史变化多大啊!一场安史之乱把大唐帝国的整个天下闹得风尘四起、天昏地黑。唐玄宗当年亲自挑选、亲自培养的成千上万的梨园弟子、歌舞人材,也在这一场浩劫中烟消云散了,如今只有这个残存的教坊艺人李十二娘的舞姿,还在冬天残阳的余光里映出美丽而凄凉的影子。对曾经亲见开元盛世的文艺繁荣,曾经亲见公孙大娘《剑器舞》的老诗人杜甫说来,这是他晚年多么难得的精神安慰,可是又多么地令他黯然神伤啊!这一段是全诗的高潮。善于用最简短的几句话集中概括巨大的历史变化和广阔的社会内容,正是杜诗“沉郁顿挫”的表现。
“金粟堆南木已拱”以下六句,是全诗的尾声。诗人接着上段深沉的感慨,说玄宗已死了六年,在他那金粟山上的陵墓上,树已够双手拱抱了。而自己这个玄宗时代的小臣,却流落在这个草木萧条的白帝城里。末了写别驾府宅里的盛筵,在又一曲急管繁弦的歌舞之后告终了,这时下弦月已经东出了,一种乐极哀来的情绪支配着诗人,他不禁四顾茫茫,百端交集,行不知所往,止不知所居,长满老茧的双足,拖着一个衰老久病的身躯,寒月荒山,踽踽独行。身世的悲凉,就不言而可知了。“转愁疾”三字,是说自己以茧足走山道本来很慢,但在心情沉重之时,却反而怪自己走得太快了。
这首七言歌行自始至终并没有离开公孙大娘师徒和剑器舞,但是从全诗那雄浑的气势,从“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这样力透纸背的诗史之笔,又感到诗人的确是在通过歌舞的事,反映五十年来兴衰治乱的历史。王嗣总评这首诗说:“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杜诗祥注》引《杜臆》)这一段评语,分析全诗的层次、中心,说得相当中肯。但是,他说“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并不符合杜甫本来的思想,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既有“浏漓顿挫”的气势节奏,又有“豪荡感激”的感人力量,是七言歌行中沉郁悲壮的杰作。开头八句,富丽而不浮艳,铺排而不呆板。“绛唇珠袖”以下,则随意境之开合,思潮之起伏,语言音节也随之顿挫变化。全诗既不失雄浑完整的美,用字造句又有浑括锤炼的功力。篇幅虽然不太长,包容却相当广大。从乐舞之今昔对比中见五十年的兴衰治乱,没有沉郁顿挫的笔力是写不出来的。
《青楼曲二首》的第一首诗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白马金鞍上的将军,正率领着千军万马,在长安大道上行进,越走越远,到后来就只见地上扬起的一线飞尘;一个是长安大道旁边的一角青楼,楼上的少妇正在弹筝,那优美的筝声并没有因楼外的热烈场景而中断,仿佛这一切早就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前面的场景热烈、雄伟,给人以壮丽的感觉;后面的场景又显得端庄、平静,给人以优美的感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前后互相映衬,对照鲜明。
诗人把这两个不同的场景连接在一个画面上的方法,就是通过楼头少妇的神态,将长安大道上的壮丽场景,从她的眼中反映出来。表面上她似乎无动于衷,实际上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欣羡,情不自禁地一路目送着那马上将军和他身后的队伍,直到飞尘滚滚,人影全无,还没有收回她的视线。
这少妇与马上将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此关注他的行动,这可从《青楼曲二首》的第二首诗中找到答案。原来那马上的将军是她的夫婿,他正立功回来,封侯拜爵,就连他部队里许多骑将都受到封赏。他们经过驰道回来时,把满路杨花都吹散到御沟里去了。把这两首诗合起来看,前一首描绘的是一支皇家大军凯旋的场景。因为这次胜利的不平常,连皇帝都亲自出迎了,作为将领的妻子,她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诗人未用一句话直接抒写她内心的激动,而是写她从楼头“遥见”的热烈场景,读者却可想象到她看到这热烈场景时的内心感受。这正如北宋诗人梅尧臣对诗创作所概括的两句话:“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诗人是借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图景反映盛唐时期的现实面貌。这幅描写大军凯旋的历史画卷,使人联想到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一支千军万马的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不能够整齐地在市街上前进,连楼头弹筝少妇都丝毫不受惊动。诗里还再现了唐代都城长安的一片和平景象,不言而喻,这支强大的军队,维护了人民和平美好的生活。从楼头少妇的眼中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尚武风气。唐代前期,接受了西晋以来以及南北朝长期分裂的痛苦教训,整军经武,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在这两首诗中,一种为国立功的光荣感,很自然地从一个征人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反映出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这是一首送别词,主要是描叙元济之的离愁别绪的。词中没有写作者同元济之间的离愁别苦,这是本词和一般送别词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的主要特点。情调幽怨,相当动人。
起句写元济之的衰老。元济之倚枕而卧,显得有些衰老。接以“两鬓霜”三宇,则其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之状可知。“起听”句写其生活无聊。谓其有时起来,走到廊下,谛听檐溜的喧嚣声,以消磨时光,排遣心中的郁闷,可见其生活的寂寞与孤苦。“那边”二句写其对家乡的思念。欲写元济之思念家乡,先写家人思念元济之。这不仅使行文委婉曲折,更加重了元济之的思乡之情。啼粉,与啼妆同意,指薄拭眉下若啼之妆。而“玉筯消啼粉”,写其家人因相思而流泪,把啼粉都冲掉了。“这碎”句,言元济之远游在外,日日思念家人,别肠如车轮旋转,无休无尽,则其思乡之甚可知。元济之如此思乡,很自然地就逗出了送别之意,从而点明了题旨。“诗酒”二句写元济之在外的生活。言其游历于山水之间,并和友人聚会饮酒,结社赋诗,徜徉于水云之乡,生活似乎极为潇洒飘逸,其实内心是很凄苦的,故接下去说“可堪醉墨几淋浪”。可堪,为不堪、哪堪之意。“醉墨淋浪”,化用欧阳修“新诗醉墨时一挥。别后寄我无辞远”,言其挥笔写诗作画,醉墨淋漓,其间着一“几”字,隐含机会不多之意。结尾二句承“醉墨”而发,借画发挥;言其“归家梦”和其所作图画一样,在画图中能把千碎河山收入“寸许长”的画幅之中,而“归家梦”也能转瞬之间实现,从而表达出立即送其“归豫章”之意。在此,以画作比,语新意丰,蕴藉含蓄,耐人寻味。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