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这篇祭文中极力称赞柳宗元文词之美,对他才高而不用于世的遭遇表示不平,并允其所托。字字句句殷勤恳切,宛如面谈。
祭文有固定的首尾格式,中间是正文,一般多用四言韵语,本篇亦然。一起四句,哀痛之极,而用反复咏叹的方式出之。“自古莫不然”全文只这一个五字句,这是有意加重,若换成“自古皆然”就平庸无力了。由这一句引起下面几层,说明死生是自然规律。这本来是“人生如梦”的老生常谈,但韩愈一分疏,就化腐朽为清新了。而中间提到的“利害”、“悲乐”,又为正文第二段的根据,似叹似慰,悠然不尽。
“凡物之生”起,是对柳子厚的文章和遭遇兴发的无限感慨。前四句用《庄子·天地篇》的话:“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巨木,良材也,砍削雕镂之,作成祭器“牺尊”,又加青黄文饰,诚然精美了,而失去木之本性。这一比喻说明“多才为患害”,为的是从反面引起下面的议论。“子之中弃”四句,说明子厚虽宦途中被斥逐,而从文章的成就说,这是天的帮助,解除富贵于己的束缚,得以大写文章,是好事,言外不必哀伤。“富贵无能”四句是对上文的比较(与富贵者)和引申,表明子厚以文章自显,必然不朽。这些意思,也见于他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如“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说得更为明白。下面“不善为斫”四句,文章又生波澜,用比喻表明得用于世者不一定有真本领,而真正的“巧匠”却往往被闲置,引起后面八句为柳子厚之不见用抱屈。这八句分两层,都用对比的形式为子厚鸣不平。妙在全用逆笔,先写子厚之“不用”,再写飞黄腾达者多是无能之辈。特别是“一斥不复”,概括子厚的仕履;“群飞刺天”,表示庙堂上充斥无能之辈,对比异常强烈。这一节是祭文的主体。一般祭文在这里多是铺陈死者的功业和两人的交往;愈却只写柳子厚才高而不见用,但中间却充满郁塞不平之气,譬喻和正反对比杂糅在一起,苍茫不尽。
最后一段是表述自己的态度。柳宗元临死之前寄信给刘禹锡,希望在抚养幼小遗孤、载柩归葬先茔的事情上,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又托韩愈作墓志,见于刘禹锡《祭柳员外文》所述。所谓“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即指此事。时韩愈正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了解刘禹锡这段话。才能理解此文最后一段感情的沉重。“嗟嗟子厚”是承上一段来,认为子厚这样的高才,应该有用世之日,然而“今也则亡”,死者不可复生,这里有无限哀伤和感触隐于其中。“临绝之音”起,引起全段。从诸友引到自己,看出子厚对自己的信托。这段文章如果是凡手,说到这里,就可以表态了,那样平直而无波澜。韩愈却插人“凡今之交”四句从反面激起浪涛。只读这四句好像韩愈不肯接受任务似的,实际正是为了反衬下文表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这是逆笔,要善于体会。“非我知子”四句就正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犹有鬼神,宁敢遗堕”,等于指天发誓,所以前人评这四句“语意真挚,可贯金石”,“止此已足,血诚自任之语,似淡而实深,极沉郁恻怛之致”(《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是搔着痒处的。“念子永归”四句,和篇首及本段之首相呼应。并且总结全文,“矢心以辞”又重复表明态度,这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
祭文应以悲哀为主,被祭的对象有功业可纪的,应铺叙功业。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为群众所称道,但韩愈这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柳的惠政,只强调柳的高才被弃、自己的感慨和表示接受柳的托孤重任。这是因为刘禹锡已经告诉韩愈要为柳写墓志,而柳的生平,墓志中不可不叙,如果祭文里再叙就要重复了。所以祭文完全撇开生平,但言文章高而“一斥不复”,令人不平,写出自己对子厚的深切悼念之怀。古文家如果同时为一个人写两篇文章,每篇的角度和材料一定要避免重复。韩愈为柳宗元写的三篇文章可以作为范例。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