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句写三军祭祀誓师的悲壮场面,次句用夸张手法极言起义军气势之盛,第三句借用典故来形容义军将士众多,声势浩大,突出军威之壮,末句表达了抗清的必胜信念。全诗一气呵成,语言激昂豪放,雄健有力,洋溢着英雄豪情。
“缟素临江誓灭胡”句描绘出诗人亲率三军面对滚滚长江水,衣冠似雪哭声百里,举哀祭祀,誓死灭胡的悲壮情景。“雄师十万气吞吴”句中“雄”和“十万”言其气势浩大,可以吞掉整个“吴”地,表达出诗人灭清的雄心壮志。
诗人描绘出誓师的悲壮场面尚不足以表明灭清的决心,于是又写出“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两个双重否定句,进一步肯定抗清必胜。这里,诗人借用“投鞭渡”的典故写军旅众多,力量强大,抗清必胜,失地“中原”一定会收复,明朝江山依在。诗中字字句句显出军人风、英雄气、爱国情,读来铿锵有力,令人振奋。
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
元稹题在驿亭的那首诗说:“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玉帐”、“银区”说明他经过这里时正逢春雪,所以白居易的诗一开头就说:“蓝桥春雪君归日”。元稹西归长安,事在初春,小桃初放;白居易东去江州,时为八月,满目秋风,因此,第二句接上“秦岭秋风我去时”。白居易被贬江州,自长安经商州这一段,与元稹西归的道路是一致的。在蓝桥驿既然看到元稹的诗,后此沿途驿亭很多,还可能留有元稹的题咏,所以三、四句接着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这首绝句,表面上只是平淡的征途纪事,顶多不过表现白居易和元稹交谊甚笃,爱其人而及其诗而已。其实,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却暗含着诗人心底下的万顷波涛。
元稹题在蓝桥驿的那首七律的结句说:“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那种得意的心情,简直呼之欲出。可是,好景不常,他正月刚回长安,三月就再一次远谪通州。所以,白居易诗第一句“蓝桥春雪君归日”,是在欢笑中含着眼泪。更令诗人难堪的是:正当他为元稹再一次远谪而难过的时候,他自己又被贬江州。那么,被秦岭秋风吹得飘零摇落的,又岂只是白居易一人而已,实际上,这秋风吹撼的,正是两位诗人共同的命运。春雪、秋风,西归、东去,道路往来,风尘仆仆,这道路,是一条悲剧的人生道路。“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诗人处处留心,循墙绕柱寻觅的,不仅是元稹的诗句,更是元稹的心,是两人共同的悲剧道路的轨迹。友情可贵,题咏可歌,共同的遭际,更是可泣。而这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诗中一句不说,只写了春去秋来,雪飞风紧,让读者自己去寻觅包含在春雪秋风中的人事升沉变化,去体会诗人那种沉痛凄怆的感情。这正是“言浅而深,意微而显”。
一首诗总共才二十八个字,却容纳这么多丰富的感情,这是不容易的。关键在于遣词用字。如,写元稹当日奉召还京,着一“春”字、“归”字,喜悦自明;写诗人远谪江州,着一“秋”字、“去”字,悲戚立见。“春”字含着希望,“归”字藏着温暖,“秋”字透出悲凉,“去”字暗含斥逐。这几个字,既显得对仗工稳,体现了纪时叙事的妙用;又显得感情色彩鲜明,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抒情写意。尤其可贵的是,结尾处别开生面,以人物行动收篇,用细节刻画形象,取得了七言绝句往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这种细节传神,主要表现在“循、绕、觅”三个字上。墙言“循”,表现出诗人是寸寸搜寻;柱言“绕”,表现出诗人是面面俱到;一个“觅”字,片言只字,无所遁形。三个动词连在一句,准确地描绘出诗人在本来不大的驿亭里转来转去,摩挲拂试,仔细辨认的动人情景。而且在七个字中三处使用动词,构成三个意群,吟诵起来,就显得诗句节奏短而急促,如繁弦急管并发,更衬出诗人匆忙、仓促的行动和急切的心情。通过这种传神的细节描绘和动作旋律的烘托,诗人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促使读者深深为他怀友思故的真情挚意所感动,激起读者对他遭逢贬谪、天涯沦落的无限同情。一个结句获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更是这首小诗的特色。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
此诗头两句写诗人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群耕农在小树林的土堆旁谈论着什么;三四句正面点题,看着眼前的景象,经诗人观察后发现一处野塘,水已溢出,虽未写春雨本身,但写了春雨后的景象和春雨带来的“喜”意。全诗朴实无华,不从正面着笔,而是侧面烘托、渲染,以景写情,画面鲜明生动。
此诗写春雨,但诗人并未着力于雨中之景,而是写雨后情形。其所选意象亦与一般咏雨之作大异其趣,使人读后顿生清新之感。
首句“耕人扶耒语林丘”写春雨过后,村人手扶耒,在山丘之际,互为相谈。诗人虽未有半字言及农人心情,但一“语”字,则将耕人喜得春雨之情展露无余。《诗经·大雅·公刘》写周人安居之情形,即用“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二句形容之。此处用“语”字亦收相同之效。春季农事伊始,农田待耕,故农人“扶耒而语”。
林丘之景叙毕,诗人又将目光投向花外水流。经春雨滋润一过,春花泛彩流红。春花之外,是流水蜿蜒。因有春花相阻,故未见春水,但时见沙鸥飞落,欲集沙洲。杜甫曾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于茫茫天地,一线长河之间,陡出一沙鸥飘飘,其苍茫之势自是工部气象。而此诗则以一“落”字出,其较野老而言,又甚有轻巧灵动的兴味。
末二句切入正题,问雨来多少。诗人自问已毕,又自答曰“野塘漫水可回舟”。既是野塘,无人打理,想必水浅难泊,而此番春雨一过,水势大涨,竟可回舟其间,其雨势之大可以想见。都云“春雨贵如油”,亦无怪乎耕人扶耒相语,欣欣而喜了。
全诗借春雨之事,写耕人,写沙鸥,写野塘,此三者均含世外之意。村人野老,农耕桑麻不必说,沙鸥自飘然有逸气,野塘回舟亦安然独立于尘世之外。故此诗于清新中隐隐透出一股逸气。而作者其词“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大酺·越调春雨》)虽同写春雨,其所抒之情则迥然有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