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马长城窟行》这首诗是思妇怀念在远方行役的丈夫的。《盐铁论》中说:“今天下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内外烦。古者，过年无徭，逾时无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而长不还，父子忧愁，妻子咏叹，愤懑之情发于心，慕思之积痛骨髓。”这首诗就是汉代这类社会现实的反映。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绵绵：连绵。思远道：指思念远方的亲人。这两句是说，河边春草青青，连绵不绝伸向远方，令我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不可思：无可奈何之反语，意谓相思徒然无益。宿昔：昨夜。之：指代思念之人。这两句是说，远在外乡的丈夫不能终日思念，昨夜在梦中却见到了他。
诗的开头作者借着景色的铺陈，引发妇人触景生情，对远离家乡的丈夫的思念。绵绵两字传达了两层意义：妇人思绪的绵绵是由青草的绵延不绝引起的。由于路途的遥远，思念也是徒然的，只好在梦中求得相会。
“梦见在我不，忽觉在他乡。”忽觉：忽然醒来。这两句是说，梦里见到他在我的身旁，一觉醒来他仍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各异县：各在异地。展转：同“辗转”，飘泊不定。这两句是说，他乡各有不同的地区，丈夫在他乡飘泊不能见到。然而在梦中实现的愿望，醒过来后又是遥远的空间隔绝，依旧是“他乡各异县”，彼此无法相见。
这一段可以说是故事的前提。在修辞技巧上，“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中的“远道”；“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中的“梦见”；以及“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中的“他乡”；都是修辞技巧中的“顶针”句法。这样连缀句子的方式，使得全段读起来有一种流畅的音乐性。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这两句是说，桑树枯萎知道天风已到，海水也知道天寒的滋味。枯桑无叶可落，但知天风之大小；海水经冬不冻，仍知天气之温寒。以此比喻夫妇久别，心知其苦。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媚：爱，悦，亲热。这两句是说，同乡的游子们各自回家亲爱，有谁肯向我告诉我丈夫的讯息。这是第二段，暗示远方的人也能了解，而邻居却只顾沉浸在家庭的欢乐中，不肯为她捎个信。在这一段中，运用了起兴和对比的手法，写女子独守家门，表现其孤独凄凉的感情。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这两句是说，有位客人从远方来到，送给我装有绢帛书信的鲤鱼状木盒。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儿：指童仆。尺素书：即书信。古人写信用绢帛或木板，其长度不过一尺，故称“尺素”或“尺牍”。这两句是说，呼唤童仆打开木盒，其中有有尺把长用素帛写的信。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长跪：直起腰来跪着。何如：怎么样。这两句是说，直起腰来跪着恭恭敬敬地拜读丈夫写来的信。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书信的前一部分是说要增加饭量保重身体，书信的后一部分是经常想念。最后一段，情节发生了转折，忽然有客从远方带来木质双鲤鱼夹封的信函，呼儿拆封解除了她的思念之苦，而在书中也获得了远方传来的对她坚定不移的情意。
这首诗以思妇第一人称自叙的口吻写出，多处采用比兴手法，语言清新，语句上递下接，气势连贯，很有特色。全诗语言简短质朴，通俗易懂，但感情浓郁，流宕曲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诗歌从思念写到收到书信，从痛苦绝望写到惊喜激动再写到失望平静，情绪没有产生剧烈的波动，却显得自然而不突兀，显然作者在构思和剪裁上是下足了功夫的。尤其以梦境为中心内容的前八句，形式结构相当有特色：每句协韵，两句一转，前一韵的末句与后一韵的首句，词语相同重叠，环环相扣，逐层推进。这种联绵顶真的用法，在后世发展成为独特的“辘轳体”。表达上的精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思想内容，这种相思的感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即便是那个被相思的对象也是不能完全的感同身受的。
但在那个时代，战乱与动荡造成的家人离散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与人祸的两相作用让底层的民众不得不面对分离。在这样的不得已下，即便思念是让人绝望难以承受的，但日子总要过下去。“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这样简单的几句真切的关怀也就足够感动了。情感的交流。并不只是靠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生活细节的关注与分享才更加真挚温暖。所以，即便这封盼了很久才盼到的书信真的只有这两行字，也足够给予女主人公坚持的希望了。诗歌停顿到这里，留下空白，给读者以填补、想象的空间，恰到好处又余味无穷。
第一、二句，将心比心，现身说法来谈浴佛的生理效果，只有“自净”才能彼净。这一富有哲理的佛学思想，显示出苏轼天涯沦落不沉沦的勇气。“汗流”代指污垢除尽，“呀气”代指浊气被完全清除，所以苏轼感到浴佛是特别舒适的。
第三、四句，进深一层，借“寄语澡浴人”之机肉身游戏，摒除杂念，心不散乱，专注一境，抒发了苏轼运用佛学思想来游戏人生，以娱身心。其心理平衡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苏轼也常得趣于某事或懂得其中奥妙而以游戏出之。
最后三句，近乎一种呼喊：径直洗吧！径直洗吧！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洗荣辱”，更重要的是为了冲刷人间众生的一切苦难，这正是苏轼要做一个“清净人”“肉身”而游戏三昧的真谛。
全词侧重于浴佛的效果及其心理探索，所表述的思想意义全在于苏轼的“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分世界”的宇宙观和“得于自然，游戏三昧”的人生观。正因为“居士本来无垢”，所以苏轼才有资格喊出“俯为人间一切”的人道主义呼声。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午日处州禁竞渡》，主要是面对赛龙舟的情景，而生出对屈原的怀念。
汤显祖此诗写禁止竞渡，别具一格。但是，需要强调，汤显祖对屈原不是不尊敬。汤显祖歌咏屈原的诗句很多，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据载，竞渡起于唐代，至宋代已相当盛行，明清时其风气更加强劲，从竞渡的准备到结束，历时一月，龙舟最长的十一丈，最短的也有七丈五，船上用各色绸绢装饰一新，划船选手从各地渔家挑选。汤显祖认为，这样的场面过于豪华，因此诗中加以表露。从诗中可见：一个清廉的地方父母官，是何等爱护百姓的人力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