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一个远在他乡服役的征人，想象他的父母兄长在家乡正在思念他，抒发了主人公思念家乡的情怀。全诗三章，皆为赋体。
全诗重章叠唱，每章开首两句直接抒发思亲之情。常言：远望可以当归，长歌可以当哭。人子行役，倘非思亲情急，不会登高望乡。此诗开篇，登高远望之旨便一意三复：登上山顶，远望父亲；登上山顶，远望母亲；登上山顶，远望兄长。言之不足而长言申意，思父思母又思念兄长。开首两句，便把远望当归之意、长歌当哭之情，抒发得痛切感人。
然而，诗的妙处和独创性，不在于开首的正面直写己之思亲之情，而在于接下来的从对面设想亲人之念己之心。抒情主人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幻境：在他登高思亲之时，家乡的亲人此时此刻也正登高念己，并在他耳旁响起了亲人们一声声体贴艰辛、提醒慎重、祝愿平安的嘱咐和叮咛。当然，这并非诗人主观的刻意造作，而是情至深处的自然表现。在这一声声亲人念己的设想语中，包含了多少嗟叹，多少叮咛，多少希冀，多少盼望，多少爱怜，多少慰藉。真所谓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仍足以令羁旅之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
这种从对面设想的幻境，在艺术创造上有两个特点。其一，幻境的创造，是想像与怀忆的融会。汉唐的郑笺孔疏把“父曰”、“母曰”和“兄曰”，解释为征人望乡之时追忆当年临别时亲人的叮咛。此说初看可通，深究则不然；诗人造境不只是追忆，而是想像和怀忆的融合。钱锺书指出：“然窃意面语当曰：‘嗟女行役’；今乃曰：‘嗟予子（季、弟）行役’，词气不类临歧分手之嘱，而似远役者思亲，因想亲亦方思己之口吻尔。”（《管锥编》，下同）如古乐府《西洲曲》写男“下西洲”，拟想女在“江北”之念己望已：“单衫杏子黄”、“垂手明如玉”者，男心目中女之容饰；“君愁我亦愁”、“吹梦到西洲”者，男意计中女之情思。《西洲曲》这种“据实构虚，以想像与怀忆融会而造诗境，无异乎《陟岵》焉”。别具赏心的体会，也符合思乡人的心理规律，因而为历代思乡诗不断承袭。其二，亲人的念己之语，体现出鲜明的个性。毛传在各章后曾依次评曰：“父尚义”、“母尚恩”、“兄尚亲”。这虽带有经生气息，却已见出了人物语言的个性特点。从诗篇看，父亲的“犹来无止”，嘱咐他不要永远滞留他乡，这语气纯从儿子出发而不失父亲的旷达；母亲的“犹来无弃”，叮咛这位小儿子不要抛弃亲娘，这更多地从母亲这边出发，表现出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以及“娘怜少子”的深情；兄长的“犹来无死”，直言祈愿他不要尸骨埋他乡，这脱口而出的“犹来无死”，强烈表现了手足深情，表现了对青春生命的爱惜和珍视。在篇幅短小、语言简古的《诗经》中，写出人物的个性，极为不易，而能在从对面设想的幻境中，写出人物的特点，更为难能。这在后世同类抒情模式的思乡诗中，也并不多见。
这首赋细腻地描写了蝉的生活习性及其倍受其它天敌进攻的处境，赞颂了蝉正直清高、与世无争的品格。以此抒发自己忧谗畏讥、无力摆脱摧残的凄苦之情。全文描写形态逼真，惟妙惟肖，构思奇巧，语言丰赡，寓意深刻，堪称用一个悲哀的形象，抒写了一首英雄的悲歌。
此赋则详细地描绘了蝉的形象和品德，称赞蝉“实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这是一种君子的形象。作者指出除了这些黄雀、螳螂和蜘蛛之外，蝉最大的敌人就是“狡童”。狡童用长竿沾上粘胶，更是使蝉致命的原因。这种写法带着一种幽默感。作结论的乱辞将蝉比喻为品格高洁的伯夷和柳下惠，表示了对蝉的最高赞誉。
此赋描写蝉所处的环境是危机四伏而使它无法逃避，只有一死。树上有黄雀、螳螂，空中有蜘蛛，地下有草虫。处处是陷阱。逃入花园，又有狡童袭击即使没有这些，秋霜下降，终归枯槁而丧形。这种众害纷聚一身而无法逃脱死亡的悲哀，是曹植对人生彻底悲观的总结，只希望留名于后世了。这种蝉的命运也正是作者曹植生世的写照，表达了作者对于命运的深深不平和无限忧患。
这首词上阕伤春，而伤春中处处有怀人之意，下阕怀人，而怀人中处处有伤春之情，将伤春与怀人打成一片，词境圆融。此词用笔曲折，善于转折收放，词句清丽，情致缠绵，将天涯做客、伤春怀人之意娓娓道出。
上片首句点明时令。古时寒食节禁火，取榆柳之火为新火。“新烟初试”写寒食清明之景。“花如梦”写春未百花凋零之状。苏州古属楚国，故而称“楚峰残雨”。清明一过，春雨渐收，春光渐老，则春花凋零可知。“如梦”“疑收”又作揣测之语，词人心中尚有将来重聚之一线希望。“茂苑人归”三句指诗人回到苏州，而当时女子所住之地已人去楼空，空有燕在。词人不是苏州人，与秦楼燕皆是天涯为旅，因而有同病相怜之意。“游情最苦”承接“天涯为旅”而来。从“早柔绿迷津”至“半汀鹭”，细写“游情”之苦，而以一“早”字点出春归匆匆之恨。“柔绿迷津”既有“春草绿色，春水碧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之离别意，又有情缘断绝、无路可通之感伤意。昔日所游之圃已成荒烟乱草之地。梨花也被风吹落汀州，与白鹭同飞，再不可见。梨花暗喻别离，又绾合次句之“残雨”，有“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想见情人离别之难。“柔绿迷津”“乱莎荒圃”“晚风吹堕”皆呼应起首“花如梦”三字。人在旅途，烟花如梦，春末人孤，唯有芳草连天，迷津荒圃，秦楼燕飞，梨花满地，故而“游情最苦”。
换头“流红江上去远”一句，明点“去”字，仍写姬去的感受，“翠尊曾共醉”二句，逆笔追溯往日两人共居时的欢乐，曾在别墅内共同酣饮。“云外”一词体现了二人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此韵共三句，倒含有今昔两境，可谓极尽转折跌宕之能事。“澹月秋千”一韵，平出，写姬去后的伤情。言自姬去之后，不管见到皎洁月下的秋千，还是闻到千陌万巷的幽香，都令词人愁结于此，伤春于彼。“听歌看舞”一韵，又逆笔写到昔日共居时，爱姬轻歌曼舞，多么令人惬意。“驻不得当时”一韵，转笔回到现实，姬人已去，歌舞消逝，不复存在。“柳蛮樱素”化用白居易二妾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的典故，以此再度点出姬已去，欢已失。最后“睡起恹恹，洞箫谁院宇”平出，写自己今日之状。“洞箫”承上之“歌舞”行针颇密。“谁”字表达两层意思，一则写姬人已去，歌舞不在；二则，更表达了对姬的思念。
此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情。其写情，是通过对事物的细致感受来表现的。此诗前两句用写景铺垫手法，描写主人公独居的冷清孤寂，扣信诗题“寒闺怨”。后两句用情景交融手法，描绘了一幅天寒岁暮、冬衣未成、秋霜欲下、征夫未归的孤冷画面，孤寂凉情直入人心，千般滋味涌上心头。 第一句即点明时间：深夜，而寒月历来是秋冬两季的代名词。“洞房”两字可理解为新婚后的洞房，而“洞”又有深远的含义，也可理解为处于庭院深处的房间。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一个“静”字就让这本该是温暖融融的居所显得不同寻常的冷清。居室本已深邃，又被寒冷的月光照射着，所以更见幽静。
第二句更是将冷意继续延伸，“真珠帘”即为珍珠帘，尽显其华贵之意，与上洞房相称，不可呆看，显露出屋子主人身份的高贵，但即使是高贵的女子也摆脱不了空守闺房的寂寞。帘外的一株梧桐树，静静地立在院子当中，月光摇落，将它的影子拉得很长。
洞房、珠帘，都是通过描写环境以暗示其人的身分。“梧桐影”既与上文“寒月”相映，又暗逗下文“秋霜”，因无月则无影，而到了秋天，树中落叶最早的是梧桐，所谓“一叶落而知夭下秋”。前两句把景写得如此之冷清，人写得如此之幽独，就暗示了题中所谓寒闺之怨。
第三句第一个字就点明此刻的季节，正是寒霜将落的深秋。在这冷清清的月光下，静悄悄的房屋中，一帘子里的人还没有睡，忽然，她感到冰凉，连手也觉得冷起来了。随即想起，是秋深了，要下霜了。但暮秋深夜，秋霜还未降落，女主人公玉手先知，预先通过手冷感受到即将到来的霜露，这不免引人遐思。
第四句给出了答案，原来女主人公并没有就寝，而是坐在灯下裁剪衣服，要赶制寒衣要寄给远方的征夫。气温骤降，手里的剪刀立刻变得冰凉刺骨，她这才知道屋外就要下霜了。而下霜则更加说明屋外的寒冷，同时也反衬出闺房的冷寂和独守深闺的落寞。
天寒岁暮，征夫不归，冬衣未成，秋霜欲下，想到亲人不但难归，而且还要受冻，岂能无怨？于是，剪刀上的寒冷，不但传到了她手上，而且也传到她心上了。丈夫在外的辛苦，自己在家的孤寂，合之欢乐，离之悲痛，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来，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
全诗虽似简单，实则丰富，写得含蓄有致，情景交融，言简意丰，一“知”一“冷”，通过写闺中少妇寒夜为征夫赶制冬衣的情景，尽显女子内心之凄凉，孤寂之“怨”。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