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十字写的是皇宫富丽堂皇,气象森严。在那里,朝美“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四句两层,一张一弛,作者描绘出朝美朝堂上从容和无畏。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引《京口耆旧传·汤邦彦传》:“时孝宗锐意远略,邦彦自负功名,议论英发,上心倾向之,除秘书丞,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擢左司谏兼侍读。论事风生,权幸侧目。上手书以赐,称其‘以身许国,志若金石,协济大计,始终不移’。及其他圣意所疑,辄以诹问。”那时候的宋孝宗还有些进取之意。淳熙二年八月派汤朝美使金,向金讨还河南北宋诸帝陵寝所在之地。不料汤朝美有辱使命,回来后龙颜大怒,把他流贬新州,尝尽“蛮烟瘴雨”滋味。这一层“千君”、“万里”两句似对非对,中间再作一暗转。对于心怀忠义肝胆但却遭贬的朋友,辛弃疾并没有大发牢骚,徒增友人的烦闷。而是安慰朝美“往事莫惊猜”。因为有才干的人终会发迹的。眼前你不是已经奉诏内调了吗?恐怕还会有消息从皇帝身边下来,“日边”这里用以比喻帝王左右,“恐”字是拟想之辞,却又像深有把握似的,这是稼轩用典的妙处!从“蛮烟瘴雨”的黯淡凄惶到日边消息之希望复起,中间再作一暗转。上片凡三暗转,大起大落,忽而荣宠有加,忽而忧患毕至;忽而蛮烟瘴雨,忽而日边春来,乍喜乍悲,亦远亦近,变化错综,既是对友人坎坷的同情又有对其振作的鼓励。
下片转叙作者自己乡居生活情怀。“门掩草,径封苔”,本是冷落景象,词人但以一笑置之。不难看出,这笑,是强作豁达的苦笑,是傲岸不平的蔑笑。
下片基调无限幽愤,都被这领起换头的一个“笑”字染上了不协调的色彩,反映出一种由于受压抑而形成的不平而又无奈的心情。一“笑”字,内中感情复杂,可为下片基调之凝练。接下去仍是正言反出:未必我这双手就没有用处,不是可以“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怀”吗?试想,当国步蜩螗(tiáo táng)之际,他那双屠鲸剚(zì)虎的巨手,不能用来扭转乾坤,却去执杯持蟹,这是人间何等不平事!而稼轩但以“未应两手无用”的反语轻轻挑出,愈见沉哀茹痛。循此一念,又找足“说剑”一层。说剑论诗,慨言武备文事。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后来又曾上《十论》《九议》,慷慨国事。这时看来,这文韬武略都是无用的“余事”。剩下的,他只有终日痛饮长醉,摇摇欲倒。这“醉舞狂歌欲倒”六字,写尽词人悲愤心怀,潦倒情态,然后束以“老子颇堪哀”。“堪哀”是堪怜念之意,语出《后汉书。马援传》,意思是说,自己如此狂歌醉舞,虚置年华,这心情应该是故人所理解、怜恤的。歇拍“白发宁有种?——醒时栽”,将一腔幽愤推向一个高潮。“白发”写愁,本近俗滥,但稼轩用一“栽”字,翻出了新意。这两句有几层意思。词人春秋正富,本不是衰老的时候;但忧国之思,添他满头霜雪,这是一层。国事不堪寓目,醉中尚可暂忘,醒来则不胜烦忧,此白发乃“——醒时栽”也,又翻进一层。白发并不是自然生出来的,而是“栽”上去的,可见为国势之操劳宦途之喜悲使他年富而白发徒增。这样,就从根根白发上显示出词人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隐然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这又是一层。单就“栽”字齿音平韵,于声则无限延长,于情则芊绵不尽。这下片一路蓄意蓄势,急管繁弦,最终结在这个警句上,激昂排宕,化为感慨深沉。千载后读之,犹觉满腔不平之气,夹风雨霜雪以俱来。
这首词,上片文意一波三折,于无字处出曲折,极掩抑零乱,跳跃动荡之美;下片却一气奔注;牢骚苦闷,倾泻而来,并且反语累出,在感情激荡中故作幽塞,豪放中仍不失顿挫曲折,词的构局可谓错综多变。
全词核心在下片,但上下两片,对比映衬,表现力增强。上片一起,白日金阙,虎豹九关,何等高华气象;下片一转,门为草掩,径被苔封,又何等荒凉寂寞!这是一层对比。上片赞美汤朝美,誉其巨手可以“谈笑挽天回”;下片写自己,则两手只堪把蟹持杯,又是一层对比。上片写对方,终能日边消息重上朝堂,下片说自己,则满头白发,终日醉舞狂歌为消磨,再加一层对比。通过强烈对比,益见“斯人独憔悴”的不平之情,这是此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
上片鼓励友人,意气飞扬;下片抒一已之愤,悲愤无奈。乍读之下,上下片的思想感情,好像矛盾。其实,此等矛盾之处,正是显示稼轩的伟大之处。稼轩是虽身处闲散而时时不忘忧乐天下的血性男儿。他既不能不为一已之遭际而愤然不平,又不忍以一已之遭遇挫尽天下志士仁人之壮志。因此,他总是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精神,鼓舞同道,力挽既倒的狂澜。故上片激劝再三,下片却沉忧抑郁。此矛盾虬结之处,正见出词人一片忠贞爱国之苦心,这正是此词的思想光辉之所在。善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之评辛苏词曰:“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