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诗题所示,这是一首怀古诗,从其字面上看,怀念的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赵飞燕善歌舞,以体轻号曰“飞燕”,被召入宫,先为婕妤,不久立为皇后。其妹赵合德亦为昭仪,姊妹专宠十余年。后因成帝倾心合德,飞燕渐被疏远。
全诗四句,字面意思分两层。一、二句为一层,写汉家宫中对赵飞燕的指责。“数”字,为两句的关键性动词,“赵家妆”和“败雨残云误汉王”都是“数”的“宾语”,即赵氏被指贵的瑕疵。“赵家妆”,据《汉书》《飞燕别传》等记载,赵氏在宫,妆饰奢华,“自后宫未尝有焉”,飞燕“喜隅步行,者入手执花枝颇顿然,他人莫可学也”,李白《清平调》“借问汉宫谁得似,可伶飞燕倚新妆”,亦谓赵氏装束之新奇。而赵合德则喜绾“欣感愁鬓”。“败雨”句盖指赵氏姊妹与轻簿子弟私通事。赵氏在宫,当时就有人骂其为“祸水”,诗中用“只数”云云,已可见指责者之多。
三、四两句是第二层意思,在笔势和立意上都是大的转折,转而为赵氏申诉:在官中舆论口一边倒的指责声中,只有那“知情”的“一片月”,是亲眼看到赵飞燕是怎么样被汉成帝征召到昭阳宫的见证。飞燕出身甚微,本是阳阿主家的婢女。汉成帝到阳阿主家寻欢作乐,“见飞燕而说(悦)之”,硬是凭着皇帝的权威把飞燕带入宫中,占为己有。后来,插进一个赵合德,迷住了成帝。飞燕为了固宠,为了在倾轧无常的宫中立住脚跟,才与人私通,希望生个“太子”作靠山。在当时的宫中,能够体谅飞燕这番良苦用心的,看来只有那“一片月”了。凡此,皆应是三、四两句的内涵。诗作者箫观音在这里翻了一个历史大案、四两句,才正式转笔,一反历史的成见,缠绵而含蓄地袒露了自己深沉的思索。这样,单从字面意义上看,这首诗心存忠厚,思绪缠绵,用语含蓄,立义分明,气度和雅,确已显示了一定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但这首诗并非单纯“怀古”,而是揉进了作者的自我身世之感,借言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磊,所谓托意而作也。
此诗虽只是写了作者走访友人未遇这样一件寻常小事,却因诗人出神入化的语言,而变得别具韵致。诗人以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云根等寻常景物,以及闲居、敲门、过桥、暂去等寻常行事,道出了人所未道之境界,表达了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一条杂草遮掩的小路直通向荒芜的小园;园旁也没有人家居住。诗人开篇用简练的语言,描写一处幽静的环境,通过对友人居所的描写,暗示友人的隐者身份。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明月清辉映照,万籁俱寂,老僧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夜 宿的鸟儿,引起它们的躁动不安,大概就是鸟儿从窝中飞出转个圈,又飞回巢中这个瞬间,被诗人抓住,用僧人的敲门声反衬周围环境的幽静。“敲”字用得很妙,而贾岛曾在“推”、“敲”两字使用上犹豫不决,后来在韩愈的建议下,使用“敲”字,两人因此也成为了朋友。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是写回归路上所见。过桥是色彩斑斓的原野;晚风轻拂,云脚飘移,仿佛山石在移动。“石”是不会“移”的,诗人用反说,别具神韵。这一切,又都笼罩着一层洁白如银的月色,更显出环境的自然恬淡,幽美迷人。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表明诗人不负归隐的约定。前三联都是叙事与写景,最后一联点出诗人心中幽情,托出诗的主旨。正是这种幽雅的处所,悠闲自得的情趣,引起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诗中的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云根,无一不是寻常所见景物;闲居、敲门、过桥、暂去等等,无一不是寻常的行事。然而诗人偏于寻常处道出了人所未道之境界,语言质朴,冥契自然,而又韵味醇厚。
这是诗人访友不遇之作。全诗描写了隐士闲适清静的生活情趣。诗人选取一些平常而又典型的事物,如种养桑麻菊花,邀游山林等,刻画了一位生活悠闲的隐士形象。全诗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情趣,语言朴实自然,不加雕饰,流畅潇洒。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是说陆羽把家迁徙到了城郭一带,乡间的小路通向桑麻的地方。陆羽的新居离城不远,但已很幽静,沿着野外小径,直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开始两句,颇有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种车马喧”的隐士风格。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点出诗人造访的时间是在清爽的秋天,自然平淡。陆羽住宅外的菊花,大概是迁来以后刚刚才种上的,所以虽然到了秋天,还未曾开花。这两句一为转折,一为承接;用陶诗之典,一为正用,一为反用,却都表现了环境的幽僻。至此,一个超尘绝俗的隐士形象已如在眼前,而诗人访友的兴致亦侧面点出。
“扣门种犬吠,欲去问西家。”说诗人又去敲陆羽的门,不但种人应答,连狗吠的声音都没有。此时的诗人也许有些茫然,立刻就回转去,似有些眷恋不舍,还是问一问西边的邻居吧。一般说来,写到“扣门种犬吠”,“不遇”之意已见,再加生发,易成蛇足。就像柳宗元的《渔翁》一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崖上种心云相逐。”前人每谓末二句“着相”,情思刻露,如苏轼、严羽、胡应麟、王士祯、沈德潜等都持是说。但皎然之写问讯于西家却正得其所。一方面,见出对陆羽的思慕,表明相访不遇之惆怅;另一方面,则借西家之口,衬托出陆羽高蹈尘外的形象,表明二人相契之根由。同时对诗中所描写的对象即陆羽,并未给予任何直接的刻画,但其品格却呼之欲出,这也正符合禅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旨。
“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是邻人的回答:陆羽往山中去了,经常要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回来。这两句和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的后两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恰为同趣。“每日斜”的“每”字,活脱脱地勾画出西邻说话时,对陆羽整天流连山水而迷惑不解和怪异的神态,这就从侧面烘托出陆羽不以尘事为念的高人逸士的襟怀和风度。
这首诗前半写陆羽隐居之地的景;后半写不遇的情况,似都不在陆羽身上着笔,而最终还是为了咏人。偏僻的住处,篱边未开的菊花,种犬吠的门户,西邻对陆羽行踪的叙述,都刻画出陆羽生性疏放不俗。全诗四十字,语言清空如话,不加雕饰,吐属自然,流畅潇洒,别有隽味。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