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涨痕添、半篙柔绿，蒲稍荇叶无数。”涨水后留下痕迹，水草丰茂，春景过渡到夏景的景象在词的开篇展露无疑，宋苏东坡《书李世南所画秋景》诗：“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纳兰虽然是取意境其中，但也运用得恰到好处。
“空蒙台榭烟丝暗，白鸟衔鱼欲舞。”柳条随风舞动，如烟似梦，而白鹭捕鱼的姿势很是优美，犹如舞蹈一般。纳兰欣赏着这美好的景物，仿佛置身于画中一般，“桥外路。正一派、画船箫鼓中流住。呕哑柔橹，又早拂新荷，沿堤忽转，冲破翠钱雨”。上片是写景，写出景色之美，而让读词的人也深陷其中，感受着这看似普遍，但却别有风味的景物，而到下片开始，则是借景抒情了。
“蒹葭渚，不减潇湘深处。”愁绪蔓延开来，深深荡漾开去，而霏霏细雨，细密如针织，仿佛雾气一样笼罩在四空，“霏霏漠漠如雾。滴成一片鲛人泪，也似泪罗投赋。”如同泪雨一样，好似是在为投江自尽的屈原悼念默哀。
纳兰心中的愁绪难以谱写，只有写入词章，以来聊表心意，“愁难谱。只彩线、香菰脉脉成千古。伤心莫语。”无言以对伤心事，看到这美好景色，却难以提起兴致，虽然是借着祭奠屈原来写出心中惆怅，但其实纳兰祭奠的是自己那无法言说的哀愁。
“记那日旗亭，水嬉散尽，中酒阻风去。”记住这美好的景象吧，不要总是记住过去悲伤的事情，那样只能苦了自己。
词人对屈原的凭吊语其实隐含了词人自己的今昔之慨和身世之感。同时这首词的亮点是，前面描绘的景色并非显得哀怨凄清，而后面抒情则细腻委婉哀怨，前后形成较大的对比，如此大的转折，更使这首词所抒之情深厚郁勃，沉致幽婉了。全词通过运用典故，寓情于景，将词人的愁绪与对恋人的思念之情表达地淋漓尽致。
“绮”本意为“有 花纹的丝织品”，后来引申为“美丽”，“绮怀”自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对清代诗人黄景仁来说，这种美丽来自一种爱情失落无处寻觅的绝望，因而更加凄婉动人。
黄景仁年轻时曾同 自己的表妹两情相悦，但故事却仅有一个温馨的开始和无言的结局。正因如此，在《绮怀》之中，笼罩着隐隐约约的感伤。这种感伤，被那种无法排解的甜蜜回忆和苦涩的现实纠缠着，使得诗人一步步地陷入绝望中。
首联“几回花下坐 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明月相伴，花下吹箫，美好的相遇。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伊人所在的红墙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天上的银汉一般遥遥而不可及。
第二联“似此星辰 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是最让人称道的一联，是的，今夜已非昨夜，昨夜的星辰，是记录着花下吹箫的浪漫故事，而今夜的星辰，却只有陪伴自已这个伤心之人。诗人是清醒的，他知道往事不可能重现，而正是因为这种清醒，才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在黄景仁的诗中， 所有虚幻的安慰全消失了，只有一个孤独的人依旧保持着一种望月的姿势，思念的姿势。试想，诗人独立中庭，久久望月，一任夜晚的冷露打湿了自已的衣裳，打湿了自已的心灵。而这种等待的尽头却只能是一片虚无，这种思念的幻灭以及明明知道思念幻灭却仍然不能不思念的心态，正是最为绝望的一种心态。 第三联“缠绵思尽 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这句可以和李商隐的《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相媲美。春蚕吐丝，将自已重重包裹，正如诗人自己，用重重思念将自己重重包围。春蚕吐丝尽头是茧，是死，红烛流泪的尽头是灰，是死。而死，自然是人世间最为绝望的结局了。“芭蕉”也是幽怨的意象，李商隐《代赠》诗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句。
尾联“三五年时三 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尾联同首联呼应，三五年时三五之月，自然是“几回花下坐吹箫”的往昔，而那时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涩的酒。而这种苦涩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因为，诗人无法不想念，也就无法同往昔和现实的夹缝之中突围出来。法国著名诗人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黄景仁的七言律诗《绮怀十六首之十五》，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而更有了魅力。
这是是一首咏物诗。前四句写花鸭身无泥渣，阶前徐行，羽毛独立，黑白分明。颔联展现了诗人发现花鸭致祸根源焦躁和急切的情状，进而在尾联直接呼劝花鸭：受人恩惠就不要“先鸣”，这也是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这首诗借物说事，笔调轻松而情感含蓄蕴藉。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诗人明白提醒读者，江头所见的“花鸭”，羽毛洁净，不染泥滓，而且步态从容不迫。屋檐下的阶除大约是众鸭得食之所，诗人把花鸭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写，是为了收到一种对比的效果。众鸭竞食，花鸭却独自缓步于阶前。举止显得与众不同，花鸭不与众鸭争食，也许表现了它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这肯定会引起众鸭注目，并招来不测之灾。
“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仍是写诗人所见。原来“花鸭”毛色不杂，只有“黑”“白”二色，但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两种对比色。它正象征着花鸭，甚至也是诗人那“黑白分明、的处世态度。可见“花鸭”正是以其特殊的“花”才引起诗人注意、得到诗人赞赏的。
这句诗中的“太”字也值得特别玩味，它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赞赏花鸭立身行事，态度特别分明、不容丝毫苟且；其一是饱含着诗人对花鸭处世过于分明会导致祸患的深深忧虑。体会到这一点，在读到后面诗人直接出场呼劝花鸭的诗句时，才不会感到突然。
“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前一句仍是叙写，但已侧面展现了诗人焦躁和急切的情状，后一句则是直接呼劝了。“不觉”二字，表现出花鸭十分超然的精神，对众鸭的惊猜、嫉妒浑然不觉，或者竟是满不在乎。这是花鸭受诗人赏爱的一个原因，也是花鸭致祸的根源。花鸭自然不明其中的道理，但诗人却已有过类似的教训。回想当初疏救房琯那惨痛的一幕，正是与花鸭此时处境很相似。诗人由己及鸭，不由为花鸭的处境忧心忡忡。诗人动了感情，撇开鸭与人的界限，便要直接呼劝花鸭了。实际上，“不觉”一句已暗含了诗人的劝诫，联系后一句“休牵众眼惊”的明劝，这一句所暗谕的花鸭要“警觉”“群心妒”之意就容易理解了。
“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是进一层劝说。这两句的字面意思是：你花鸭既然沾受了主人的稻粱恩，就千万不要率先呜叫了，那样会触怒主人，失掉既得的稻粱恩的！但这两句诗还有更深的含义，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反思自己沾受肃宗之恩作左拾遗，最后终因疏救房琯而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
杜甫这里的“莫先鸣”，其精义就是要处于“鸣”与不“先鸣”之间，不能不鸣，也不能先鸣。杜甫丢掉谏官，缘于先鸣。以后流离陇蜀，依人为生，不鸣则无从致“稻粱”；当然更不能先鸣，一旦先鸣，既沾之“稻粱”又会失去。杜甫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通过提醒和劝诫花鸭而曲曲传出，读者自然能想象到杜甫当时处境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