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早期的词,词牌往往也就是题目。它兼具两个作用:确定音乐上的曲调,一般也限定了词的创作内容。张泌的《胡蝶儿》便有这一特点。开篇两句即紧扣题目,前三字完全重复题目字面,可说是特例。审视题旨,词应该描绘胡蝶的形神姿态,这两句偏不作摹写语,而用叙述的方法,但却把胡蝶翩翩飞动的轻盈形象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关键是“晚春时”三字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它虽只点明特定的时节,却可以让我们想象出繁花如锦,草木丰茂,莺歌燕舞的暮春三月的风光。胡蝶正是在这时出现,驾东风,采花粉,扇起它灵巧的双翅,又给春天增添了新的活力和气息。接着,诗人撇下胡蝶,运转笔锋写人。“阿娇初著淡黄衣,倚窗学画伊。”阿娇,汉武帝陈皇后的小名,后用以代称少女。陶宗仪《辍耕录》“关中以女儿为阿娇”可证。这少女被翩翩飞舞的胡蝶所吸引,凭倚着疏窗,手挥彩笔为它真。这对上文摹写胡蝶具有充实深化的作用,更好地表现了纷飞的胡蝶非常惹人喜爱,以至少女捃摭入画。这两句写少女也是十分工致的。晚春是春夏更替的季节,人感受到新季节的来临,带着欣喜的心情送旧迎新,换装是自然的事。“初著淡黄衣”,不仅说出了这些变化,而且刻划了少女美丽动人,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倚窗”的情态更描写出了少女凭窗握管的风姿。前人说:“阿娇二句妩媚。”(旧题汤显祖《花间集评》)是很有见地的。
换头就少女“学画”运笔“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画出的胡蝶栩栩如生,妙通造化,犹如真的胡蝶一样。“双双对对”既同字重叠,又近义词反复,强调了所画胡蝶的特点。古代诗词中,写蜂蝶成双成对的情景,往往是表现男女相恩相爱的感情。词中的少女这么爱画双蝶,透露了她内心的感情活动。她触景生情,借物寓情,一种热切的怀春感情涌起。眼前数不清的双蝶可说是冶游酣畅,春情骆荡,而少女的心事毕竟虚幻成空,这就引起了她的伤心。“无端和泪湿胭脂,惹教双翅垂。”她泪下滂沱,沾湿了脸上的胭脂,真是伤心透了。这似乎感染了胡蝶,惹得它们双翅下垂,不再翩翩飞动,同情少女的悲伤。作者不直写主人公心情沮丧,致使她笔下的胡蝶失却了写真的生气,而说胡蝶灵犀一点,关怀同情人,极为深刻地表现了人的感情的婉曲、细腻。
这首词,写得切题但又不粘题,既写真胡蝶,也写画的胡蝶,真假不辨,玲线透脱,还关合着作画少女的情感,表现了深致、凄婉的心理活动。词虽属小令,气势却一波三折,极富变化。词的语言浅近通俗,颇具民间词的特色,而表情达意,则很含蓄蕴藉,隽永有味。
诗序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此诗有感而发,且借用俚歌形式,其目的在于明确表示诗人作诗是为了讽谕朝政、匡正时阙,等待中央派官吏来采集歌谣。采诗之说起于《诗经》,兴盛于汉魏以来的乐府,是指中央乐府机构将民间诗作采集整理,一方面可以使这些优秀的民间诗作得以流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统治者借以体察民情。中唐新乐府诗虽然大都有意仿效乐府民歌通俗浅显的风格,但像《插田歌》这样富于民歌天然神韵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这首诗将乐府长于叙事和对话的特点与山歌俚曲流畅清新的风格相结合,融进诗人善于谐谑的幽默感,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境。
诗中前六句可以作为一小节来看,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春光明媚,农夫农妇插秧时整个田野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且诗人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进活泼的动态:冈头花草崭齐、燕子穿梭飞舞、田埂笔直如线、清水粼粼闪光以及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的农妇和披着绿草编的蓑衣的农夫,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色彩分外调和,传达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美,也展示了自然生机的美与明媚春光的和谐统一。
接下来的六句中,诗人进一步通过听觉来描写农民劳动的热闹景象。前一节的景物描写可看作是一种静态背景的铺叙,而这一节则主要刻画了人物的活动。诗人抓住农人的歌声进行细致刻画,虽然诗人远在郡楼之上,又加之农夫农妇们是以地方俚语唱和,必然使诗人无法辨清其词,却亦能欣赏其旋律,这些歌虽然是俚歌,也缠绵柔媚、如琢如磨。“怨响音”是农民们在繁重劳动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自然流出的痛苦呻吟,但由于唱的人心境之宽,整个气象是洋溢着欢乐与舒畅的。“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十分传神,在农夫们一片整齐的哼唱中时时穿插进一阵阵嘲嗤的大笑,忧郁的情调与活跃的气氛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歌声虽然哀怨,但并无沉闷之感。歌声与笑声渲染了浓烈的气氛,传达的情感感染了作为听者的诗人。农民们毫无机心的欢乐与热情毫发毕现、洋溢笔端。
诗人没有描写劳动时间的推移过程,而仅用“水平苗漠漠”一句景物描写点明插秧已毕,使场景自然地从水田转移到村落,处理得圆融机巧,不露生硬痕迹。以水田插完后“苗漠漠”的情景直接转向墟里烟火,既表现了地点的变更,也将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时空转换得巧妙无痕。并且诗人也将村落里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景,不着痕迹地展现出来,此间并未用新奇的语句,而是套用田园诗的一贯意象与写法,令人有一种熟悉感。同时这种套用不是毫无创意的搬用,其中渗透了作者自己的观察。同时,他在对村落描写的过程中非常自然地引出了此诗的主人公——上计吏,将全诗前后两部分对比的内容天衣无缝地接合成一个完整的场面。对上计吏的形象刻画,也是始于对其衣饰的描写,乌帽长衫的打扮同农妇农夫的白裙绿衣区分开来,不但显示出上计吏与农夫身份地位的差别,而且使人联想到它好像一个小小的黑点玷污了这美好的田野,正如他的庸俗污染了田间辛勤劳动的纯朴气氛一样。上计吏自我介绍的一个“自”字、谎称自己本生于帝乡,巧妙地表现了上计吏急于自炫身份的心理,这些使他的登场成了与前半部分完全不和谐的音符。
诗歌自上计吏出场后,便以他与农人对话的方式将诗的主旨缓缓道来。汉乐府诗以对话的形式叙述情节、表达感情的比比皆是。刘禹锡借用这种古法与他反映时事、讽喻时政的写作目的相得益彰。然淳朴的农夫并未屈媚于他的特殊身份,对上计吏的应酬颇含深意,一言揭穿了他的底细。“君家侬定谙”可谓快人快语,说明农夫知道上计吏本来也是出身于附近乡村的,反驳了上计吏吹嘘自己的谎话。“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刻画了计吏自从当上小官、去过一趟长安后便自谓身份高贵、不认故人的作派。话虽是对“这一个”计吏而发,却也概括了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官贵民贱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计吏没有听出田夫话里的讽刺意味,反而“笑”着致辞,仍极力炫耀自己。这一“笑”正显出他的愚蠢。“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活画出尚未脱掉土气的计吏鄙俗可笑的神情和虚荣浅薄的性格。然计吏的夸耀揭露出了朝廷卖官鬻爵的现象。“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是全诗讽刺的重点。既然计吏的姓名补入朝廷禁军的缺额,只须拿出些筒竹布便贿赂得来,那么官职当然也可随意买卖了,一个“唯”道出了官位的不值钱。“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这种推测既是计吏的自夸,也道出了诗人的忧虑——一个毫无见识,等同于农人的计吏凭借微薄的付出,竟然可以作朝廷官员。但让这话出自一个小小的计吏之口,则收到比诗人直接议论更强烈的效果。连计吏都觉得官价便宜,更可见出皇家卫士名额之贱,朝廷卖官鬻爵之滥,朝廷不看重能力,甚至连身份也不再看重,眼中唯有铜臭二字。全诗写到计吏得意忘形地预卜自己将会高升的前途时便戛然而止。听了这一席话农夫的反应如何,则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留下了无穷的余味。这一段对话全用口语,寥寥数言,朴素无华,却传神地表现出农夫与计吏这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体现了诗人通俗活泼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语言特色。
这首诗前面的写景、后半部分巧借对话委婉传达讽喻主旨,朴实简练,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优秀传统,未及一语表达诗人的观点,也没有评论的陈述和激动的抒情,只有白描式的叙述,但讽谏的意旨已达,痛心的感情已然力透纸背。这首诗表情达意、深入浅出、题旨深远,在诙谐嘲嗤中寄寓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平凡真实的生活显示深刻的主题思想,从艺术结构、叙事方式、细节描写到人物对话都深得汉乐府民歌的真髓,但又表现出诗人明快简洁幽默的独特风格,因而以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增添了光彩,是新乐府运动中的一株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