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开篇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时间是秋夜，地点是宫中花房。歌咏的对象——宫娃，正在花房持杵夜捣红守宫。宫娃在宫中杂役甚多，然诗人只选择其“捣红守宫”，极富象征性将宫娃们不幸的处境披露出来了。守宫，宫娃们一生只能厮守宫中，过着幽禁森严的生活。她们的青春和生命如同蜡烛，在漫漫长夜中渐渐消逝，那滴滴蜡珠，仿佛是她们伤心的眼泪。
夜色越来越浓了，北斗七星已斜挂城头，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报时的漏板声间或传来。宫娃长夜不寐，顾影自怜，心底时时生出一片悲凉。
“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鸾帘额著霜痕。”寒气透进户网，殿影漫入浓雾中，依稀难辨，连绣着彩鸾的帘头上也沾满了清霜。此联虽为景语，却是情语。这里诗人着意描出“寒”、“霜”二字，以景衬情，道出宫娃身心俱寒，伤神刺骨的痛苦感受。
如果说诗的前六句以浓墨渲染出秋夜的浓重和寒冷，以此暗寓宫娃凄苦的处境和悲凉的心境，那么，诗的后六句则径直揭示出宫娃深宫生活的幽闭、压抑与孤独，昭示出她们向往自由的强烈的生的企盼。
“啼蛄吊月”是一个境界：漫漫秋夜，月下蝼蛄嘶鸣，嘘唏如泣，幽咽如吊，使人不忍卒听。诗人巧借自然界中的昆虫做比，进一步隐喻、铺陈宫娃之孤独与悲苦。
“屈膝铜铺锁阿甄”，又是一个境界：深宫大院，壁垒森严。有形无形的铰链铜锁隔绝了宫娃与外面世界的联系。“锁”，这里是禁锢宫娃自由与生命的象征。后宫成为宫娃们生活的一所牢狱。“阿甄”，这里诗人是借甄氏喻失意幽旷的宫娃。的确，在森森后宫，宫娃们的荣辱富贵，全系于君王一时之恩遇与喜怒。有幸运者，如白居易《长恨歌》“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而暂时得意的杨玉环；有失意者，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中“魂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被汉武帝遗弃的陈阿娇；有遗憾者，如王安石《明妃曲》里“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而被迫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亦有终生不得幸遇者，如杜牧《阿房宫赋》：“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的众多宫女。然而宫娃们的命运，大都像白居易笔下“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的“上阳白发人”。她们年青貌美时选入宫中，从此与亲人再不得相见。耿耿残灯，萧萧暗雨，陪伴她们度过多少岁岁月月，直至满头白发。既便宫娃中幸运者，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元春，荣至贵妃，然而在省亲时也忍不住向自己的亲人倾出腹中的辛酸，称宫中是“不得见人的去处”。万恶的封建制度，不知葬送掉多少妇女的青春和幸福，临此绝境，她们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生的呐喊。
“梦入家门上沙渚，天河落处长洲路。”宫娃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可是，这只是她们的痴想。家乡的路途是那样遥远，仿佛是在“天河落处”，而宫中的制度又是那样森严，谁也不敢迈出宫门一步。也许，只有在梦中，她们才能返回家门，享受与骨肉团聚的短暂欢乐。诗句至此，写得最为动情。人非游雁，都有家园；人非草木，都有亲情。深墙大院，铜铺金锁，可以锁住她们的身子，可是锁不住她们对亲人的思念、对自由的企盼。
“愿君光明如太阳，放妾骑鱼撇波去。”宫娃终于压抑不住内心骚动的激情，勇敢地喊出久已埋在心底的愿望：离开宫中，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宫娃的要求是正当的，口气亦极为谦卑，但她们“请去”的意志却是十分坚强的。“骑鱼撇波”句，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宫娃欲从宫中脱身的急切心情。然而，这显然又是宫娃的一片痴想。封建帝王视宫娃为宫中玩物，不会管她们幸福与否。盼望光明如太阳的君王出现，无异于西望日出，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一种“无望的期望”。诗人写出这样一种情状，尤其震撼人心。
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这首诗亦颇有可称道之处。比兴的运用，情与景的交融，且不必论，单是构思之巧妙，便足以称奇了。诗人为表现宫娃这一形象，妙造出“三境”：环境、梦境与心境。秋夜漫漫，帘额著霜，啼蛄吊月，铜铺锁宫，描绘的是宫娃凄冷、幽闭的生活环境。“梦入家门”，“天河落处”，描绘的是宫娃幽远、缥缈的梦境。而大梦初醒，幻影依稀，恍中情不自禁地直道出“放妾骑鱼撇波去”的热切渴望，则将宫娃强烈思归，不甘寂灭的心境和盘托出了。当然，环境、梦境与心境是互相映衬、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构成诗的意境。随着画面的拓展，感情的渲泄，这意境也就愈转愈深，愈转愈明。特别是诗的结句，豁然开朗，仿佛于重重阴霾中透露出一抹亮色，读者至此，那沉重而挹郁之气方稍许得到些释放。赞其章法，这可称之为“跌宕生姿”。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