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
凡是写秋夜的诗，都是在月，在露，在星空上作文章，创造一个幽清寂静的世界。如唐顾非熊《月夜登王屋仙台》：“月临峰顶坛，气爽觉天宽。身去银河静，衣沾玉露寒。”就是如此。陈与义这首《秋夜》诗的前两句，也是把几般景色组合在一起，在内容上没有创新，在造句上很见工巧。如“白露洗空”著一“洗”字，把秋夜天空的爽朗形象地描绘出来，道前人所未道。同时，露在半夜后始降，降露的天必定是晴天，又与“三更”、“河汉明”的背景相吻合，足见诗人观察得很细致。
秋天是肃杀的季节，宋玉的《九辩》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后，列举了种种秋天带给人的悲伤。从此，悲秋成为文人诗文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而萧瑟秋声，就成为悲秋的媒介。陈与义这首诗，前两句虽然纯粹是写景，但首句说“中庭淡月照三更”，表明了他半夜三更还在庭院中徘徊不睡，预伏下诗人是因秋而有感，难以入寐，三、四句就理应写情，表示悲秋情怀。然而诗人又偏作拗折，不但不写悲秋，反说请凌厉的秋风不要把树叶都吹尽，使得耳中缺少了沙沙的秋声。这样写，表面上是说自己不会发愁，有意寻觅秋声，唯恐缺少了引起愁思的秋声，是豁达语，实际上是作者在故作旷放，藉以抒发牢愁。
中国古代诗歌，常常通过故意违反常情的豁达语来达到更深层次抒情的目的，如这首诗，明明是悲秋，阵阵凄凉秋声扰得他不能入睡，却正话反说，把不堪写成有趣，更突出了愁的深度。这样写法，常见不鲜，如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诗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也是有意斡旋，寄托秋思。被称为薄命诗人的清人黄仲则，尤多此类语。如古诗有“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句，黄仲则偏说“愁多思买白杨栽”，又如重阳风雨，添人愁思，他偏说：“有花有酒翻寂寞，无风无雨倍凄凉”，都翻进一层，令人感慨。
这首词步宋代苏轼《赤壁怀古》词韵而作，是一首登临怀古词。主要描写石头城的荒凉残败，借助对“六朝形胜”及其历史遗迹的吟咏，抒发了作者吊古伤怀的情感。同时指出，是由于战争，才破坏了石头城昔日的繁华。全词抚今追昔，格调苍凉，以一组富有悲剧意味的景象，写出风云易逝，青山常在的感慨。
上片主要写白日登眺时的所见。
开头三句为总写。“石头城上”点登临地点，人手擒题，落笔不凡。“天低”，写眺望之遥远；“吴楚”，写地域的辽阔，前边着一“望”字，说明石头城虽是六朝故都，但“六代繁华”已空无所有。这三句欲抑先扬，自然地过渡到六代繁华衰歇的叙写上去。
“指点”二句，承“眼空无物”进一步描写“六代繁华”的衰歇。诸葛亮说：“钟阜龙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见伏朝事迹》）这两句则说，昔日的“六朝形胜”已不复见。这样写，既见出了六朝繁华的衰歇，又进一步落实在“眼空无物”的“空”字上，运笔细密。
“蔽日”五句，由今而昔，由实而虚，转入对六朝南北割据的描写。回首往事，六朝以来的统治者们，不论是梁陈还是宋元，为争取天下，他们都以长江为界，互相攻伐，不知有多少士兵化为白骨，也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消磨”了宝贵的青春。这五句，既反映了历代统治者互相攻伐的残酷，又揭示出“六代繁华”衰歇的原因，生动深刻，令人回味不已。
下片主要是月夜抒怀。
前五句复由昔而今，从王室衰落、宫廷荒芜方面更进一步描写“六代繁华”的衰歇。这五句是说，旧日帝王们避暑的离宫已寂然无人，“辇路”上年复一年长满了荒草，入夜后松径里便空无一人，“鬼火高低明灭”。作者抓住了几个生活片断，生动地反映出六朝宫殿已变成一片废墟和残破不堪的景象，字里行间，浸透着“黍离”之感。
后五句抒发吊古伤怀之情。虽然自己生活在“歌舞尊前”，但功业未就，青春在不知不觉之间逝去，头发变白。回首千古往事，只有对着秦淮明月，暗暗“伤心”而已。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