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篇,描写的是百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春天景象:树木、小草披绿叶翠,郁郁葱葱;重重地垂挂在枝头的花朵,在微风的轻吻下摇摆不停;小蜜蜂贪婪地采集花蜜;婀娜多姿的鸟儿抖着美丽的衣裙,成双成对地在花丛中尽情飞舞,杜鹃鸟的歌声清凉动听,在树林里盘旋回荡。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春天里,人们领略到了鸟语花香的盎然春意。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是斑斓多姿、美丽动人的春景,但细细品位不难发现这其中还用了两个比喻,一是用林以花暗喻“女人以色媚人”,一是用鸟以意哀来暗喻“男以情动人”。这里用的是暗喻的修辞手法,明写花香鸟语,暗写男女之情。
一位游春的少女在野外尽兴地玩耍,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撩开了少女的罗裙。这本是自然现象,但诗人却赋予春风以生命,仿佛它也有了人的感情。春风尚且多情,有情的男子又在哪里呢?这美丽景色倘有意中人相伴,那该别有一番情趣。诗人在这里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和无限向往,而这一切由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到来,犹如涓涓细流,润人心田,好似一支优美的乐曲,清新悦耳,回味无穷,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这首诗的显著特点,便是写活了一个“春”字。前三句都以“春”字开头,又用“春林”、“春鸟”、“春风”将三句紧密钩连在一起,这种手法在古诗中称为“钩句”,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句诗反复使用一个相同的字“春”,这种现象叫做“重字”。在唐以前的古诗中,特别是南朝民歌中,“重字”是发挥强调、反复、回环作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使用“春”字,起到了点题的作用,浓化了诗歌的意境,尽情地讴歌了春天。
这首诗写法含蓄,明写春景,实喻男欢女爱。全诗无一个描写爱情生活的词语,但却蕴寓着浓厚的爱情生活气息。诗人以鸟喻人,同时赋予春鸟、春风以多情恋人的性格特征,写来巧妙、委婉,富有极为动人的艺术感染力量。四句二十字,把一个少女春情萌动,热烈企盼恋爱的心理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诗文中流露出感伤颓废的情调、缥渺虚无的色彩。他自己曾在《樊南乙集·序》中说:“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开居忽忽不乐,始克I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这首诗就是他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楚公”其人,历来无确考。现此诗中之意。可能是一位老衲。
“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长捧佛前灯。”诗一开头,便切题描写寺院中的石灯台。“白石莲花”即石灯台。《道源》一书注日:“番白石为莲花台,捧灯佛前。“共”是“供”的通假字。“六时”一词《大唐西域记》一书中有所说明:“六时合成一日一夜。”佛经中所谓“六时”等于如今的二十四小时。寺院中放置着白石凿成的莲花灯台,它整天整夜都在佛前捧着灯火,为佛家不可缺少之物。
接下两句:“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因见院中秋色而忆念西山老僧。前一句写秋色:深秋时节,木叶尽脱,连那院中碧绿的苔藓也逃不掉寒秋的淫威,在重生的霜露之下,显出衰败之态。目睹眼前凄凉的秋景,诗人不由得想起南山那位体衰多病的老僧,此时他的情况怎样呢?于是诗人便引经据典,设想僧人所处的佛家圣地的情况:“大海龙宫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法华经》上说舍利佛文殊师“乘千叶莲花从大海娑竭罗龙宫自然涌出(水面),住在虚空之中”。此处之“天”与我们如今所说的天不同。按佛经所说,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共有二十八天。欲界有六天,色界有十八天,无色界为四天,此处之“天”指佛家所处的清净光明的胜境。“雁塔”一词出自《大唐西域记》,此书中载:有佛比丘在路上行走,忽然发现群雁飞翔.于是开玩笑说:“今天众和尚饭不够吃。”一只大雁向后退着飞,投身自杀。佛家感动,便建一塔,把雁葬在下面。在诗人的想象中,佛境不仅广大无边,而且清静光明。诗人用这样的笔法,把南山老僧所处之境描绘得如此之好。同时,此联也是借大海和雁塔暗暗点出佛家教义之“博大精深”。
最后两句:“漫夸骛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这是对“楚公”的赞语。此处“骛子”指舍利弗。舍利弗名字与母亲名相连。其母名为舍利,眼如鹙鹭,身形特剐好看。“罗汉”本意是修行得道的圣者。《四十二章经》中说阿罗汉能飞行变化。随愿久住,而其所居之处,天地为之感动。言其道法之高深。这里是在说舍利弗为修行得道之圣。“不会”即不理解。“牛车”、“上乘”都是佛家语。按佛书《妙法莲花经》中所说:“如来佛曾为众僧说三乘,三乘即声闻乘,辟支佛乘和佛乘,声闻乘如求羊车,辟支佛乘如求鹿车,都不如佛乘,因为佛乘‘利益天人,度脱一切’,如求牛车。”因此“牛车”为佛家大乘也即诗中所说的“上乘”,其根本意思是指佛家圆通广大的要道。
诗人在这最后两句中首先称赞舍利弗是“真罗汉”,即修行得道的长者,但他还没有理解佛家的“上乘”即那圆通广大的要道,言外之意便是“楚公”才真正懂得了佛家的“上乘”之法,即佛家要道。
这首诗在思想性上无足可取,只是玄而又玄的禅家之语。不过在用典上还有些特色。不见牵强与堆砌之痕,比较自然。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戊午上高宗封事》)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乐)”,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此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干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参见《宋史·胡铨传》、《挥尘后录》卷十等)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
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
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
“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
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一类。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