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明言其行止目：“我把两赤羽。来游燕赵间。”“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又抒其报国豪情日：“天狼正可射，感激无时闲。”“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或谓“发兵”指天宝十载安禄山讨契丹事，“请缨不系越”句亦涉同年发兵征云南事。总观全诗，乃北游途中抒怀之作．似不宜以时事附会。
这首诗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借助丰富的想象，生动曲折地反映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光明的憧憬。
此诗写淮北初春之夜在军中闻笛所引起的思归之情。作者通过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显得哀婉伤感，寄意深远。
这首诗前二句写闻笛。此时，春方至，山未青，夜犹寒，而军中有人吹笛，仿佛是那羌笛凄厉地呼唤春归大地，风光恰似塞外。这笛声，这情景，激动士卒的乡愁，更摧折着迁客，不禁悲伤流泪，渴望立即飞回北方中原的家乡。于是，诗人想起那大雁北归的传说。每年秋天，大雁从北方飞到湖南衡山回雁峰栖息过冬。来年春天便飞回北方。
后二句即用这个传说。诗人十分理解大雁亟待春天一到就急切北飞的心情，也极其羡慕大雁只要等到春天便可北飞的自由，所以说“不待天明尽北飞”。与大雁相比，迁客却即使等到了春天，仍然不能北归。这里蕴含着遗憾和怨望：迁客的春光──朝廷的恩赦，还没有随着大自然的春季一同来到。
诗人以恍惚北方边塞情调，实写南谪迁客的怨望，起兴别致有味；又借大雁春来北飞，比托迁客欲归不得，寄喻得体，手法委婉，颇有新意。而全诗构思巧妙，感情复杂，形象跳跃，针线致密。题曰“春夜闻笛”，前二句却似乎在写春尚未归，所以有人“吹笛唤春归”，而迁客不胜其悲；后二句一转，用回雁峰传说，想象笛声将春天唤来，一夜之间，大雁都北飞了。这一切都为笛声所诱发，而春和夜是兴寄所在，象征着政治上的冷落遭遇和深切希望。
在前、后二句之间，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现实到希望，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这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动人地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它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有不尽的怨望，含难言的惆怅。
王之涣《凉州词》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概。李益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其实相同，不过是说春风不到江南来。所以情调略似盛唐边塞诗，但它多怨叹之情而少豪迈之气，情调逊于王诗。然而委婉曲折之情，亦别具风致。这正是中唐诗歌的时代特点。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