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阔千里，孤舟无四邻”，开头两句交待了望月的时间、地点、环境。江，是横阔千里、浩渺无际的大江；舟，是孤舟，无四邻的孤舟。二者对比鲜明，表达了诗人旅途的孤寂。而旅途的孤寂又无处诉说，只有遥寄明月了，为引出下文做了铺垫。
“唯余故楼月，远近必随人”，承接上句。诗人展开奇思妙想：他不觉孤独，认定此月正是老家楼上常见的那轮明月，原是“旧时相识”，因而不管自己去家远或近，它始终不离不弃跟随在身边，更深层地表达出了思恋与孤独之苦。诗人不再觉得孤寂，精神便不颓丧了。由此又自然列入三联对“故楼月”的描写，仍用拟人的方法。
“入风先绕晕，排雾急移轮”，诗人一抛写月常用手法，别出心裁，故作错觉。月见风来袭，便让晕来围绕；见云雾来遮，便急忙调转车轮驶走。忽明忽暗之间，也暗示诗人思绪的起伏不定：感激它为照我陪我而作的辛勤，赞美它那艰难的经历和勇于防范的精神，这种模棱的认识又延续下去。
“若教长似扇，堪拂艳歌尘”，此联以扇拟月，抒发人生感慨，设想它若长圆不缺似团扇，就能用来为唱艳歌的拂尘了。这里月似团扇，歌者持此唱着艳歌，更是美女，诗人借喻远在千里外的心中人。由“故楼月”到“故楼人”，经过一些联想的中介，怀人的意思就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合情合理，耐人寻味。
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关德在《题石林词》一文中，对叶梦得词下了这样的评语：“味其词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此篇正体现其早期词作的特点。这首词借暮春景色抒发怅恨失意的无限相思、青春虚掷的无限感慨，写景清新明快，词风婉丽，抒情深婉，情深意长。
上片是静景，并在静景中体现出作者的内心幽情。起首三句描绘自己午睡乍醒，已是傍晚时分，忽闻莺声婉转，“流莺语”以细聆莺啭来突出环境的幽寂，也即“鸟鸣山更幽”之意。环顾四周，但见地上点点青苔，片片落花，说明春光已尽，令人不胜惋惜。“吹尽”两句，进一层描写庭院景象，长调写景不似小令，并非勾勒点染，抓取景物特点即可，而是需要细致地铺展开来，工笔描绘。这两句将“残花”与“垂杨”并提，表现春末特有的景色；由花开到花落，都是悄悄地没人注意，只有柳条还在随风轻摆，这是静中见动；一“自”字写出四周无人的寂寥况味，用来衬托作者徘徊四顾的孤独心情。
“渐暖霭”三句，光从时节转移写起，春去夏来，暖风带来初夏的暑热，由于想到消暑而引出了宝扇；这是一把布满尘灰的扇子，但它上面那隐约可见的那位月宫“乘鸾女”却使他陷入沉思。关于“乘鸾女”，原来有着一个月中仙女的传说，据说唐明皇在九月十五日游月宫，“见素娥千余人，皆皓衣乘白鸾”（《龙城录》），那扇面上模糊的素衣仙女画像，引起他的联想，勾起了他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旧恨”，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那“旧恨”，竟会如此猛烈地涌上心头，这里极其隐晦地表现出作者对宋朝衰落的遗恨。
下片为想象，承上“旧恨”展示心头感情波涛。“江南”三句，是说昔年乐事已成而今“旧恨”，伊人远去，犹如乘鸾仙女，无由再见，只有在梦中来到她所在的江南：江上碧浪连天，远望如同正在泼醅上涨的葡萄绿酒。李白就曾有诗赞道：“遥看江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泼醅。”（《襄阳歌》）这连天江浪，再加上弥漫空中的烟雨，真好似一幅水墨画。这里先写景，然后引出下面景中之人。
“无限楼前沧波意”，“沧波”照应前句江景，描绘出一幅想象中的画面：情人在江边高楼倚栏怅望，却只见细浪粘天，烟波浩渺。作者想象情人遥对沧波的情怀，不禁道出“谁采蘋花寄与？”采蘋花有寄托相思的用意，二人相隔万里，虽想采蘋花寄给对方以托相思，但作者却言“谁采”，透露出“梦断”之恨。“但怅望”三句，更深一层，写两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舟船难通，只能隔着遥远的距离相互“怅望”，但无论如何相望，视线也会被“千山”所阻。问“万里云帆何时到？”即含有“不能到”的意思，因此只能与“孤鸿”相伴，在这种凄清的景况中独自品尝离愁别恨。柳永《玉蝴蝶》词末几句境界与此相似：“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结末两句深恨无人为自己唱起《金缕曲》，由曲及人，兴起对美好往日的怀念。又着一“谁”字，进一步表现作者失去情人之后的孤苦。“金缕”曲词中有劝人珍惜年华的句子，作者借此叹息往日美好不再，而自己如今无人相伴，年华也只是虚度，将对远方伊人的惓惓深情蕴藏于短短六字中，显得曲致深长。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