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现实性很强的叙事诗,主题鲜明,用语尖锐,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笼罩着整首诗的画面,也笼罩后面的叙事和描写。
前四句先以两个典故,指出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源,也经受不住“使君”之流的贪官无休止的搜刮,以此总括全诗。
接着叙事。“越妇未织作”二句叙述了时节,用蚕“始蠕蠕”突出了节令很早很早。这个叙述极重要,这是构成全诗矛盾的一个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节令上官府就来催收税赋,更看出官府逼交税赋的冷酷性。诗人用“骑马来”这一行动写出县官摆威风的情景,然后用“狞色”一句刻画县官的肖像,引起读者的憎恶感。这个县官骑着高头大马,满脸横肉,一副狰狞的颜色,再加上卷曲的紫色络腮胡子,这就把县官可怖可憎的嘴脸勾勒出来。“怀中一方未”两句是动作描写,这一动作描写也有它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写出这个县官气势汹汹,借着官府的公文毫不讲理地催收赋税;另一方面写出县官的催逼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官府的规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政府机构。“不因”两句是语言描写。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亦把县官狐假虎威的行径和盘托出;另外,用一“怒”字也把未出场的“使君”与县官同是一丘之貉的本质揭示得非常深刻。诗的这一层,通过肖像、行动、语言,从表及里地塑造了县官这一人物形象,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很好。
“越妇拜县官”六句,写蚕妇的哀告以及被迫招待县官酒饭的情景。这里用一个“拜”字,突出蚕妇说话时哀告的神情;再从蚕妇哀告的语言来写出蚕妇的困境。“桑芽”尚小,蚕刚刚开始蠕动,哪有能力交赋税;哀告中只能苦苦恳求县官延期。这几句话生动地把蚕妇的形象刻画了出来。“小姑具黄粱”一句是对蚕妇形象的补充,这一描写,把蚕妇可怜的处境表现得更值得同情了。赋税无力交付,为了求情还得招待县官一餐饭食。这几句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最后两句,把描写往更深一层开拓,诗歌戛然而止,是不止之止,韵味悠长,耐人寻味。县官大吃大嚼一顿,刚刚离开,而管理税收的小吏又闯了进来。诗人用“踏飧”一词形容县官的吃相,带着诗人强烈的憎恨之情。用“复”字写簿吏随之而至,百姓不可能有能力经得他们无穷的骚扰。
这首诗写得很有特色。首先,它将客观叙述与主观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将议论与叙事相互穿插,相互深化,收到了精警动人的艺术效果。其次,诗人摄取了表现力很丰富的细节,使形象鲜明。如“狞色虬紫须”这一肖像描写,“踏飧”这一细节描写,把县官的形象简洁地勾画出来。第三,对话也很有性格,县官的话耍弄权术,蚕妇的话苦哀求情,都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这是韩愈一首描写柳絮的诗。微风不兴,柳絮满天,夕阳之下,诗人坐在明澈如镜的池塘岸上,静心地看着柳絮怎样轻轻地飘落在水中,那纤细的绒毛又是怎样被水一点一点地润湿而再也不能飞起。这样的观察和描绘,说明诗人对大好春光是有无限情趣的。
此诗通过对夕阳湖畔柳絮满天,杨花飘落水面,被水浸湿再也不能飞起来这个细节的描绘,体现出作者陶醉于旖旎的大自然风光的情趣。作品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堪称鞭辟入里之作。
此诗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意在杨花不过为了飞到水面上照下自己,便落入水中,无复飞扬了。当然有昌黎自况。“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穹不得归.”一句抓住在池边欣赏柳絮的情景。杨花飞飞,装点暮春,时节必然,为何又要临水自照呢?人莫不如此,一身于天地间,自然有命,却偏要通过荣誉、权力、财富自见。郭象注《庄子》曰,圣人不对物。“不对物”则无我,无我则无须自见。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